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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ldo;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rdo;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

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

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ldo;滑稽小说!&rdo;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

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

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

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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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字，如今读起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中国的&ldo;五四&rdo;先驱们，是没有个人的唯美目的的，那时的大量译介，无非传达被压迫者苦痛的声音，把人间充满爱与恨的真而纯的呼声，传递出来，以使铁屋中的人猛醒。

这样艰苦的劳作，比起周氏兄弟的上一代人，确实更具有悲壮的色彩，而其价值就更不言自明了。

读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写的文章，以及有关读书情况的文字，觉得很是有趣。

我想，至少是心理学家，对二人的价值选择与个性特点，会更有兴致的。

他们的思想那时在许多方面是接近的，但读书的偏爱，已流露出诸多不同。

鲁迅对浪漫主义诗歌，以及德国的诗化哲学家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则过于驳杂，既钟情于希腊文化，又对性心理学爱不释手。

他还对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投去不少关注的目光。

鲁迅接触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裴多菲、尼采的诗文时，很激动。

那里所流出的反抗之音和个性精神，过去在中国古文化中是少见的。

他把这些诗人，称为&ldo;摩罗&rdo;诗人，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

周作人虽也看重个性主义文学，但对他而言，更主要的，大概还是那些富有学识和修养的书籍，它们似乎更适合自己的审美口味。

那时的尼采思想，已传入日本了，且在学界轰动不小。

鲁迅自然也注意到了他。

但周作人只是一般性的了解，不像其兄那么投入。

但在倡明个人和人道感上，却十分一致。

周作人十分迷恋各类的文学书籍，凡可启迪心性、有知识性的东西，均来者不拒，热情也高涨。

他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很痴情地描述过那时读书的情形，其杂家的风采已露出来了。

关于兄弟二人读书兴趣的异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分析得颇为中肯：

饶有兴味的是，周氏兄弟恰好在无政府主义两大派别中，作出了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鲁迅无疑是倾心于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

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热烈地赞颂施蒂纳（鲁迅译为&ldo;斯契纳尔&rdo;）与尼采（鲁迅译为&ldo;尼佉&rdo;）、克尔凯郭尔（鲁迅译为&ldo;契开迦尔&rdo;）等同为&ldo;神思宗之至新者&rdo;，&ldo;先觉善斗之士&rdo;，他说：&ldo;德人斯契纳尔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

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

……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

故苟有外力来彼，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rdo;;鲁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ldo;使天下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rdo;的社会平等观，以为其结果必然是&ldo;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以下。

……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rdo;。

鲁迅思想的重心显然在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于施蒂纳的&ldo;唯一者&rdo;‐‐不承认&ldo;除我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权利来源&rdo;，不论是上帝，国家，自然，人，神权，人权等等，有着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