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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2页）

我说：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决定看两、三年，这就是说要了解情况嘛，要做调查研究嘛，况且这个稿子本来就是提出来征求意见的，让大家摆事实、讲不同意见。

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雇工要分清有没有剥削，多少雇工算是小业主，多少算是私营企业的雇工。

胡耀邦则说，这是从概念出发。

我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带着问题到实际中去做调查研究，怎么会变成了从概念出发了呢？当时，我们曾设想召开省、市、自治区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对雇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曾编发了一个简报。

简报送到胡耀邦那里，他看了大发脾气，说：这样做会使下边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

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很难理解，我认为，进行调查研究正是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嘛。

4我的意见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见说，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

1983年11月：，书记处讨论雇工问题和一号文件，规定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

上面已经说了，到1984年7月在延边召开城市改革宣传工作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基础就是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起草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研究提纲。

当然，那时雇工、私营经济、对外合资才刚刚开头。

虽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补充，但其消极方面的东西没有充分暴露。

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肯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多种经济成份要允许发展，对公有制给予补充。

实际上上述研究是维护这个政策的。

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

他没直接和我讲，却到总工会去追查，问延边开会究竟谈了什么问题？开这种会议有无必要？而且要王兆国调阅我在延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胡耀邦把这些东西拿去以后，没找到任何毛病，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多种经济成份说好话的。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三我与胡耀邦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触到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为开文物工作会议做一点准备。

这里又要说到胡耀邦。

因为那时文物保护法刚颁布，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贯彻？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汇报、送材料，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同意了。

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

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

他马上就讲，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

我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奇怪，原来听文物工作的人员讲，和他谈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会上突然调子就变了。

有的人在会上甚至还提出以文物养文物，这样一来就要准备卖文物了。

在会上懂得一点文物、了解一点文物的人要算谷牧。

我当时希望他出来说公道话。

但谷牧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便于出来说话，没吭声。

这时，我只好出来说：利用当然要利用，但不保护好，怎么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没法利用了。

但这说不说得通胡耀邦呢？这样就触发我讲了一次文物工作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