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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接下来，则是更高明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

&ldo;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

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

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rdo;；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奏稿，曾国藩已经先看过一遍。

李摺详述人少不敷调派、先克湖州再助金陵等情，是临时退避，绝无可疑。

曾国藩若据此进言，请缓其援，未免落入俗套，太露痕迹。

然则所以应对之法，无过于反客为主。

不是都在猜疑曾国荃&ldo;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rdo;么？那好，只要能洗清嫌疑，还我兄弟清白，请朝廷千万不要体谅淮军&ldo;将士太劳&rdo;，也千万别管江苏&ldo;门户&rdo;是否&ldo;稳固&rdo;，立即下令李鸿章亲自率领淮军赴援。

李鸿章列举不能遽行赴援的三条理由，都能言之有据，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困难。

如果一味诛心，不讲道理，认定李鸿章推诿避让、曾国藩包揽把持，遂不顾一切，强令淮军东来；倘若劳师远征，不慎受挫，兼且扰乱南京围局，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军事最忌遥制，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曾国藩笔锋所至，就是要凭虚发力，点中军机诸公此处要穴。

单论文字，每句话都揭示了军机诸人心中所想而不便昌言的隐衷，可是出自曾国藩之口，并辅以李鸿章的军情通报，军机诸公又不得不三复斯言，再度评估派兵助剿的可行性。

譬如欠债者逢债主上门追讨，先布置一套家徒四壁、久不举炊的窘况，然后不待债主开口，抢先倾泻汲汲还债的一腔诚意；债主倘有天良，观此境况，审其言态，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更置一词否？曾国藩的一番抢白，颇得赖账之妙。

细读曾、李二摺，我们发现：本应肩担大任、顾盼自雄的李鸿章，表现得扭扭捏捏；师久无功且被贪忌之讥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毫无私心。

一则谦近于伪，一则直近于矫。

分而论之，俱都不符常理；合而观之，又似时势使然，非如此不可。

考察至此，读者未免产生疑问。

前引曾国藩五月十六日致曾国荃书，委婉讽喻，说&ldo;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rdo;显然表明兄弟二人对助剿一事有不同的看法。

然则曾国藩在奏折中又何必弄此狡狯？伯牛是不是深文周纳，厚诬古人？确实，坊间印行的曾氏文献（包括搜集最称齐备的岳麓书社版全集）之家书部分，读者只见兄弟二人在讨论淮军助剿问题时，曾国藩自始至终劝其弟以大局为重，多穷理尽性之谈，无患得患失之态；俨然公而忘私，不可能如上述分析所言，明示公义，暗藏机心。

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历史文献，往往有极不可靠的地方。

就拿曾氏文献来说，其家藏手稿中某些函牍，页眉有曾国藩亲笔&ldo;不钞&rdo;字样，意即不许编进全集。

湘潭人袁树勋曾入曾幕，亦云：

&ldo;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钞，已有必传之意&rdo;；

可知公开发布的家书已经曾国藩亲自&ldo;删改&rdo;，不再是事实原貌，而是发生了&ldo;选择性失忆&rdo;。

但是，胡适博士告诫我们：&ldo;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rdo;；然则，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纯靠诛心之学，臆断曾国藩在助剿问题上的立场偏于否定，并因此在奏折中大玩花样，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然则，伯牛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前此分析，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为造谣诽谤。

幸好，民国间，长沙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