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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2页）

坚持公正每每失之于枯燥，批评庸俗又容易带上官气，都是年轻人所不屑为;

二，社会上言路初开，报刊繁多，竞争激烈，不少报刊为了吸弓赎者必须寻找刺激性的话题。

政治性的刺激不敢，经济性的刺激势必扰乱市场，剩下有三个领域，司法领域、体育领域和文化领域还有可能产生刺激性。

司法领域的刺激性在于案件本身的真实情节和宣判结果，缺少评论空间;体育领域比分明确、胜败公平，靠评论来颠倒乾坤的可能不大，而文化领域则有可能。

于是，你所说的种种愚人节般的游戏就在文化领域频频出现了。

总的说来，这是报刊为了增加发行量而产生的自然要求，又因文化事业本身的软性状况而容易被搓捏，无可奈何，不足为怪，但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趋势，我们的文化秩序和文化坐标实在堪忧;

三，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界一直轻于建设，重于破坏，轻于创造，重于评论。

而事实上，最被轻视的最烦难，最被重视的最轻松，因此很多人选择了后者，即最被重视又最轻松的一途：破坏和评论。

破坏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声势夺人;评论而受重视，是因为它居高临下。

例如在我自己培养的学生中，哪一个要认真地写出几个高质量的电影剧本，可能要付出很多年的艰苦努力，相反，如果用一个晚上写一篇批判某位名导演的文章，就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已取得了与这位导演同等、甚至更高的文化方位。

正是这种错觉，引诱了我们文化领域某些部位的超常发育、某些部位的日渐萎缩。

在此需要再一次说明，超常发育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评论机制，由于激愤的呵斥和琐碎的议论充斥报刊，连这种机制也萎缩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对前景并不悲观。

目前报刊间的这种颠倒文化品位的嘈杂之声，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厌烦，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它们被遗弃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不久前我在与孙绍振先生的通信中曾经提到，目前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已进入与国际接轨的快车道，进人规范明确的标准化运行，而文化界的很多部位，近似高速公路桥墩下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拥塞旧街，了无规则，人车共道，叫卖声声，斯文扫地，但是越杂乱越标志着根本性变革的临近。

会出现一些真正堪称重要的批评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一定会有大作品的出现，而大作品本身就有整顿秩序的功能。

你所看到的混乱，是大作品出现前的混乱。

这种混乱会不会埋没大作品呢?不会，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会反过来埋没混乱。

那么，不妨宽下心来，把你不愿看到的一切，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的浅薄的自嘲、不太有趣的幽默?

按你的年龄，你会在中华文化领域看到让你兴奋的景象的。

对此，我已作过不少分析和推断，有把握。

余秋雨

十一

来信

余教授：

我看到一些报刊在谈到您时，常常会表达出一种遗憾，觉得您作为一个学者，与电视太亲近了，并由此引起反复讨论。

这事在我们学生宿舍里也引起争论，多数同学认为现代文化没有必要拒绝传媒，但也有一些同学同意报刊上的那种意见，认为学者还是集中精力钻研学问为好。

我很想听听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如果没有时间详谈，只须告诉我，是您对电视台的邀请盛情难却，还是本来就有主动性?

王丽宙

回信

丽富：

是我本来就有主动性。

不少朋友希望我不要过于亲近电视，安心钻研自己的学问，这完全是好意。

但是，这些好心的朋友不知道，电视文化正恰是我&ot;自己的学问&ot;，而且是学术主业之一，也是我主持的博士点的专业科目。

我不能因为写了几篇散文，就要放弃我的学术主业。

一个木匠空下来时也能炒几个菜，但不能因此而说他干木匠活是不务正业。

我亲近电视，就是木匠亲近他的墨线锯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