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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第2页）

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

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

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

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

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

一直不怎么成熟。

后来乔木去了杭州。

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

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

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

处理&ot;四人帮&ot;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

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

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

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

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

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

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

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

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ot;文革&ot;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

因此我对他很反感。

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

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

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

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

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

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

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

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

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