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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到了战国时代，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

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

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

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

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ldo;文字异形&rdo;的现象（《说文解字叙》）。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

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ldo;草篆&rdo;，也可称为&ldo;古隶&rdo;，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

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ldo;商鞅方升&rdo;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ldo;大良造镦&rdo;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

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ldo;泠贤&rdo;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于隶书，&ldo;泠&rdo;字的偏旁已不从&ldo;水&rdo;而作&ldo;三点水&rdo;。

战国后期秦&ldo;高奴禾石铜权&rdo;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ldo;奴&rdo;字的&ldo;女&rdo;旁和&ldo;造&rdo;字的&ldo;辵&rdo;旁都已同于隶书。

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ldo;新郪虎符&rdo;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吏之道》则近于隶书。

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战国时代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

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

这就是书法的起源。

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

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ldo;号为工篆&rdo;，许多刻石和十二&ldo;钟鐻金人&rdo;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

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

艺术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战国时代艺术的大量具体材料，得益于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

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

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

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益于建国后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

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识。

青铜器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化都有待研究。

但明显的具有共同的趋势。

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

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

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

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