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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2页）

我在这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同乔木的意见是一致的。

乔木在准备十二大的报告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

我在这五次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

例如，8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是十二大召开前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这时十二大报告的基本轮廓和稿子有了，为了在十二大召开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学习、宣传十二大的方针、政策、路线，召开了这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会上，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十二大的报告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的。

这实际上把十二大报告的要点，与全国宣传部长通了气。

在会上还请人做了有关问题的发言。

如请国家计委房维中同志讲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发展规划（考虑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实现，等等）。

还请了其他一些同志讲话。

我在这次会上有一篇讲话，其中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

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我讲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但我们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广大的职工中，已经有不少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自觉自愿地进行不计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

这就叫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提倡。

这个同现行政策‐‐按劳分配，既有区别，又有一致之处。

我讲得比较好的是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还有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我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爱国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

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以至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列举了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的经历。

一共讲了十条，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这篇讲话被团中央放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几天才登完。

这表明了一种态度。

那时团中央的书记是王兆国，祝词是胡启立做的。

他们专门约我去讲话，我讲了差不多半天，当时会场上的反映还挺好。

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他们的态度，还是胡耀邦的态度，搞不清楚。

与后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很可能这是胡耀邦采取的淡化处理的方式。

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ot;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ot;中的&ot;共产主义思想&ot;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