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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3页）

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又是司马氏的爪牙，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玩笑了。

另外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

戴逵是东晋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文章也写得很好，总之是个才子。

他安于清贫，不愿做官，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太学教授），他也坚辞不就。

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衷世事，要建功立业，后来终于做到大司农（九卿之一），而且被封为广陵侯。

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事业怎么相差这么远？戴逯回答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就是说，我是个俗人，怕穷，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虽然穷，却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

这两对兄弟各人坚持各人的个性，各人走各人的路，却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兄弟情谊。

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举出很多。

再看竹林七贤。

除了嵇康、阮籍和山涛，还有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也都各有各的性格，人生道路和政治归属也各有不同。

如果仔细分析，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七种类型。

我们姑且简略地分个类：一型，嵇康：刚肠疾恶，宁折不弯，坚决不与自己讨厌的当局者合作。

二型，阮籍：爱憎分明，内心痛苦，但不想得罪当局，只好与他们假意周旋。

三型，向秀：起初也拒绝与当局合作，但最终敌不过大势，只好放弃反对立场。

四型，刘伶：因为讨厌当局，又不想或不敢公开反抗，于是饮酒装疯，佯狂避世。

五型，阮咸：对现实不满，于是寄情于艺术，想逃避政治，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

六型，山涛：在新旧统治者对决未分胜负之时，暂不表态；新的统治者胜利之后，则出而应世，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七型，王戎：对当局好坏不在意，只要自己做一个好官就好。

王戎（234－305年）和山涛差不多，他是七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跟这几个人交往的时候尚未成年，只是因为聪明为大家所赏识，嵇康死的时候（262年）他才二十八岁。

那时候司马氏的政权大局已定，他也就顺势做了司马氏的官，基本上没有参与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权。

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还常常跟嵇康商讨哲理，嵇康写《养生论》，他就写《难养生论》，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议论。

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不理睬钟会，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

所以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

待到司马氏接连屠杀政敌，向秀的好友嵇康也被杀了以后，他感到胆寒了，知道如果不屈服于司马氏，自己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下场，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

司马昭还调侃他说：不是听说你要隐居吗，怎么到洛阳来了呢？他只好忽悠说：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得多加羡慕。

向秀虽然做了小官，其实只是敷衍避祸而已，所以《晋书》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

“容迹”

其实跟隐居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前人讲的“大隐隐于朝”

。

刘伶跟向秀差不多，也当个小官，整天喝酒，混得更厉害。

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叫小兵扛把锄头、挑个酒葫芦，跟小兵说：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

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估计是喝了酒，又服了五石散，身上发烧，穿衣服不舒服，所以脱得光光的。

朋友笑他，他说：我这个人是把天地当屋宇，把房子当衣裤，你干吗不打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没留下什么作品，只有一首诗，还是跟酒有关的。

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怕伤了身体，劝他把酒戒了，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得先摆一桌酒席，让我先向上天祈祷，祈祷之后再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