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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rdo;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去。

北宋东京的大相国寺，乃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东京的建隆观，也有道人做生意，&ldo;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rdo;。

开设当铺、放货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来的惯常做法，宋时此风更盛，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ldo;今（南宋）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

&rdo;陆游虽觉得&ldo;鄙恶&rdo;，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会这么认为，很多僧人还因经商致富，庄绰《鸡肋编》说：&ldo;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

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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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经商在宋代也不少见，临安名小吃&ldo;宋五嫂鱼羹&rdo;的创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来是&ldo;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rdo;，宋室南渡后，南下&ldo;侨寓苏堤&rdo;，因为手艺很好，&ldo;人竞市之，遂成富媪&rdo;。

宋代设有专管征收商税的税务官，叫做&ldo;栏头&rdo;，由于男性&ldo;栏头&rdo;对女性收税多有不便，还出现了&ldo;女栏头&rdo;，从这里也可看出宋代经商女性之常见。

商业浪潮冲击之下，以前作为权力中心存在、似乎庄严不可侵犯的衙门，也被商民租来做生意，如南陵县的一名市民，&ldo;就邑治大门之内开酒店&rdo;；台州州衙&ldo;仪门之两庑&rdo;也是出租给商户做生意，&ldo;僦为贾久矣&rdo;。

这样的图景颇具象征性‐‐意味着权力对商业的包容与妥协。

得益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宋代产生了一大批&ldo;先富起来&rdo;的大商人，北宋&ldo;都城之内，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

&rdo;南宋的临安城也多富商，&ldo;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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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员可平起平坐。

宋仁宗时，有个叫做苏缄的官员，调到广州南海当主簿，苏缄发现当地从事外贸的商人&ldo;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rdo;。

一日苏缄受上级委派，查验一樊姓大商人的货物，&ldo;樊氏辄升阶就席&rdo;，在当时，这是失礼的，所以苏缄命人&ldo;杖之&rdo;。

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诉，知州将苏缄召来斥责，苏缄辩解说：&ldo;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rdo;知州不知如何反驳。

这里展现了一场新与旧的较量：新成长起来的商人力量与旧的等级秩序之间，正在角力。

假以时日，商人阶层未必不能发育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可惜宋后的明清两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