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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1页）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

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

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

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

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ldo;郭世英来了!&rdo;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

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ldo;把我忘了吧?&rdo;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

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

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

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

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

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

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

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

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

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

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

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ldo;反动&rdo;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

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

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

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

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

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

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ldo;我&rdo;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ldo;我&rdo;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ldo;我在为人民服务&rdo;，失去了&ldo;我&rdo;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ldo;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rdo;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

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ldo;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rdo;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

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

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

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

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