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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书院大师 在困境中实现超越（第1页）

书院大师：在困境中实现超越——兼论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在目前关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讨论中，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核心与灵魂人物。

面对如此重要的使命，大学校长们在殚精竭虑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同时，也会发出大学理想在现实的困境中被虚幻化的感叹，甚至将现实视为追寻大学理想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不仅是现代大学校长必须直面的主要问题，也是困扰书院大师本文所指的书院大师是指那些既有很高教育理想，又有很深学术修养的儒家士大夫，他们往往是书院创建者、修复者和讲学者，也包括书院山长。

的难题。

书院大师为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使得书院这种中国古代大学的形式维系了千余年。

一、书院面临的困境

作为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是在唐末五代士人藏书、读书场所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来的，具有私人性质，书院也因此生发出学术创新与传播自由、管理自主和教学相对独立等理想。

然而书院自出现以来就处于现实的困境中，逐渐偏离了“应然”

的发展轨道，其理想也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一）学术创新与官方控制

北宋中后期以降，程朱理学与儒家学术结合，程颢、程颐、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宋代一流学术大师纷纷投身于书院，将其作为研究、传播与普及本派学术的基地。

明代心学虽然在学术理路方面与程朱理学有显著差异，但书院依然是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研究、传播学术的重要机构，明代书院因为学术兴盛而再次呈现出辉煌的局面。

清代学术中最具创新性的是乾嘉汉学，其产生、发展与传播都与书院密切关联，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传播乾嘉汉学的书院——诂经精舍、学海堂。

由此可见，学术创新为书院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在君主**社会中，统治者历来注重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具有民间性质的书院亦不例外。

统治者的控制力随着书院发展不断加强，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

赐书、赐额、赐匾是统治者控制书院最常见的方式，意在使其学术创新、教学活动等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历代统治者都将颁赐朝廷编纂的书籍作为重要方式，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赐书白鹿洞书院，开朝廷赐书之先河，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统治者在肯定、褒奖的同时，也会在必要的时候滥用政治权力打击书院的学术创新。

宋、明两代书院所宣讲的学术与官方所推崇的学术明显不同，这样，书院大师越是进行卓有成效的创新，就越可能加深与官方学术的矛盾，甚至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对抗。

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官方必然会利用其有利地位来扶植其推崇的学术，并直接打压书院的学术创新与传播者。

南宋时期，书院学术与官方学术之间的矛盾激烈，朝廷频繁禁学，使得依托书院发展的理学创新受到了严重影响。

朱明王朝，王阳明、湛若水的心学也一度被朝廷禁抑，都察院颁布榜谕严厉打击王学的信奉者。

书院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超越当下的学术包括官方学术，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总是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击书院的学术创新。

因而如何尽量消解统治者的控制力，使书院学术创新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这是书院山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书院自主管理与行政权力介入

书院是传统中国的士人以书为媒介，通过开展藏书、读书和教书等活动为研究与传播儒学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机构，士人始终是书院的主体，也是自主管理书院的重要执行者和参与者。

书院大师不仅有创建、修复书院的能力与权力，而且在书院内部事务的处理方面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这只是书院发展的“应然”

状态，也是历代书院山长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教育体制中，政府行政权力不仅控制着官办教育机构，也直接参与到书院这种具有私学性质的教育机构的管理中来，并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重要力量，书院的自主管理也因此受到威胁。

官方力量直接参与创建、修复书院，使书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官学的替代机构。

如北宋的岳麓、濂山、湘西等书院都是由地方官吏直接创建的。

地方官吏创建、修复书院的数量在明清时期显著上升，在可以确知创建者或修复人的书院中，明代中后期由地方官吏创设或修复的占69%，数量达到了872所。

官方对书院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创建和修复阶段，而且深入到书院管理体制的内部，对山长选聘的控制最为明显。

元代统治者将山长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之中，全由官府直接任命。

虽然明清时期山长已经不再被视为国家官员，但选聘山长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

此外，官府还直接控制着书院的招生数量、教学活动等。

行政权力已经渗透到书院创建、修复与管理、教学过程的全部环节，使书院的民间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它已成为调控书院发展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使书院山长所追求的自主管理的理想无法完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