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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3页）

……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

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

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

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

反映很大。

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

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

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

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

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

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

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

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

后来，慢慢的，适应了。

再度看清了。

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

于是，又能写了……

《三生影像》郭衣洞和柏杨（1）

郭衣洞和柏杨，1984

我先认识郭衣洞。

《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在台湾创刊，雷震对编辑委员会的组成，可说煞费苦心，包括当时从大陆去台湾的各方有代表性的人士，如思想激进的殷海光，温和稳健的北大教授毛子水，开明的国民党教育部门长杭立武，还有早在30年代和施蛰存同办现代杂志的戴杜衡，也就是为艺术自由而笔战的苏汶，他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永远的沉默，长期的搁笔，确实，有一部分作家是在那儿&ldo;静待&rdo;自我的没落了……

《自由中国》最初的文艺版，只有调剂的作用，冲和严肃的政论文章，雷先生那时似乎也不重视。

他和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文人还有来往，收到他们的小说或散文，也就顺手登了。

应凤凰在90年代所写《自由中国》《文友通讯》作家群与50年代台湾文学史中，特别着重写到《自由中国》的文艺作品：

十年中只有创刊之初的这段时期，文学作品的&ldo;反共&rdo;意识形态最为浓厚，刊的几乎是清一色，单刀直入的反共小说，艺术技巧比较低。

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创刊后至1952年底，即最前面的三年余总共（七卷）75期，整个文学的质与量，也是前中后三期中成绩最差的，这种情况可能与此一时期还没有一个专职的文艺主编有关。

聂华苓是在《自由中国》工作了一两年之后，有一天雷震在报纸上看到她居然也能&ldo;写文章&rdo;，才跑去请她改当编辑，&ldo;特别负责文艺稿&rdo;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