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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王》第一场中葛罗斯特伯爵介绍爱德蒙时谈到他是私生子，并开玩笑地讲到生育时的情景。

另一种方法则是伏尔泰所擅长的，用嘲弄的笔调复述出莎士比亚剧本的内容。

特别是《哈姆莱特》，在他的概述中，这出戏好像成了一个荒唐而又莫名其妙的谋杀故事。

于是伏尔泰把莎士比亚说成是一个&ldo;乡下小丑&rdo;、&ldo;怪物&rdo;、&ldo;喝醉了酒的野蛮人&rdo;、&ldo;挑水夫&rdo;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晚年的伏尔泰极力否定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时，他并没有忘记他当初的赞词。

他始终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ldo;绝妙的，虽然又是非常野蛮的自然人&rdo;，他不懂规范，不懂合宜，不懂艺术;他混淆了卑贱与高贵，打浑与恐怖;&ldo;这是一部光芒四射的乱七八糟的悲剧&rdo;。

他认为莎士比亚只是代表着艺术起源时期自然人的原始天才。

当他拿高乃依和莎士比亚进行比较时，虽然承认二人都是天才横溢，但是&ldo;高乃依的天才比莎士比亚更伟大，正如贵族的天才比百姓的更伟大，尽管他们生来长着同样的脑袋。

&rdo;在对莎士比亚的评述中，我们看到伏尔泰经常使用的一个批评术语是趣味。

但是很显然，他这里的趣味内涵是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他把法兰西的趣味当成了欧洲趣味的中心。

而且在他看来，戏剧是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的最高成果，法兰西戏剧是戏剧的正宗，别的国家的戏剧都要向法兰西戏剧学习，以它为楷模，拿它做蓝本。

基于这样一种偏见，他的论述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偏颇之中。

现在看来，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指责是既可笑又不值得一驳的。

当伏尔泰认为莎士比亚是把悲剧与喜剧捏合到一块制造了一出出&ldo;闹剧&rdo;时，这恰恰不是莎士比亚的失误，而正是他的伟大、高明之处，在西方戏剧史上，莎士比亚是第一个把悲剧场面和喜剧场面和谐地统一到一起，把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巧妙地杂揉到一起的人。

这种融合，不仅打破了古老的传统戏剧模式，而且拓宽了戏剧表现的空间，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

同时，这种悲喜交加、美恶并举的创举，也深深地影响其它文学创作。

在小说领域内，俄国的果戈里、契诃夫与中国的鲁迅就是以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使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和精湛的。

领略了伏尔泰的文学观，再反观他的戏剧创作，其缺陷也就不言自明了。

过于庞大的内容与过于窄小的形式之间的矛盾，终于使伏尔泰走向了艺术的迷途。

由此看来，伏尔泰的戏剧恐怕也只能是启蒙的号角，是马克思所谓的&ldo;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rdo;。

它除了具有一种史料价值和为后来者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之处，再也不可能是什么了。

我们可说，当十八世纪的法国千千万万的观众因为伏尔泰的戏剧而激动万的时候，这是十分正常的;当十八世纪以后的法国人乃至其它国家的人渐渐不再因为伏尔泰而激动，甚至都忘了伏尔泰还写过戏剧时，这同样是十分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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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道德的五幕剧在欧洲人的眼中，中国除了遥远、古老之外，还带有几多神秘。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随着中国的茶、磁器、漆器、南京布、糊壁纸等等大量实物的输入，那种神秘感在某种程度上被解除了;特别是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哲学、伦理、文学大规模地轰炸欧洲之后，他们先是惊讶，后则狂喜。

于是，中国是&ldo;柏拉图式的圣人国家&rdo;很快成了当时欧洲知识阶层的共识。

在启蒙时代，对中国介绍最多的国家是法国;在法国，始终不渝地崇拜中国的是伏尔泰。

他不仅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提到了中国、阐释了中国，而且还亲自把中国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了《中国孤儿》，反响很大，影响深远。

而据考证，《赵氏孤儿》又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就十八世纪而言，它又是唯一在欧洲流传的中国戏剧。

现在看来，虽然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和对《赵氏孤儿》的改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存在着思想意义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倾向，但是，当我们梳理他的这个思想轨迹时，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伏尔泰的另一个神奇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