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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天灾异象乱人心（第2页）

为了避免引起动荡，汉文帝决定写下检讨的诏书，诏书中对天下百姓说，如今这种局面是我这个皇帝的过失，没有将国家治理好，让百姓受苦了。

高高在上的皇帝以诏书的形式自承己过，这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由此天下臣民全都被感动了，一致认为汉文帝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皇帝，于是全都积极配合朝廷，共度难关。

九十年之后，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也来了这一招。

汉武帝一生丰功伟绩不胜枚举，尤其在武功方面更是卓绝千古，可也因此几乎耗尽了国家资源，使得民力枯竭，百姓困顿；

而且进入晚年的汉武帝过于刚愎自用，开始追求神仙之术，因此而引发了震动内宫外朝，波及数十万人的“巫蛊之祸”

。

好在后来他能幡然醒悟，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失，在轮台颁发罪己诏，检讨己过，还检讨得非常深刻；

之后他重拾汉初的息兵养民、轻徭薄赋的国策，为后来的孝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可以说，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对稳定当时的国家局面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也正因为汉文帝和汉武帝的罪己诏都卓有成效，罪己诏也就被后世皇帝们当成了救世良方。

几乎每朝每代的皇帝都有颁布罪己诏的举动，好似当皇帝的不发个罪己诏，就显得不够谦虚爱民一样。

可是这罪己诏真那么有用吗？

作为后来者的刘宏是不会这么认为的，如果罪己诏真有那么好的效果，后世的崇祯皇帝就不会在发了六次罪己诏之后，还落得个自挂东南枝、身死国灭的下场了。

那为何罪己诏时灵时不灵呢？

刘宏觉得，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得看罪己诏是谁颁布的。

抛开发明者汉文帝不说，汉武帝能靠罪己诏挽尊，是因为他有卓著的功业和至上权威打底，使得百姓能买账，与其类似的还有后来的唐太宗。

所以除了寥寥几人之外，其他颁布罪己诏的几乎都没多大效果。

其二，在罪己诏刚出现的头几次，对天下臣民来说，还是有些新鲜感的，他们能感受到皇帝的真心诚意，可再一再二不再三，同一招用多了就不灵了。

最关键的是第三个因素，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之前，灾异之事并没有完全与皇帝绑定。

那时皇帝下罪己诏，哪怕说如今有天灾了，是朕没有管理好天下所致，天下人也不会真认为是这样。

反而在天下人看来，这是皇帝有担当的一种表现，哪怕皇帝真有错，可只要能承认过失，改正错误，依然不失为贤明之君。

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身份尊贵的天子都认错改错了，老百姓能有不原谅的道理吗？

而当罪己诏与天人学说牵连到一起之后，不论灾异也好，还是皇帝过失也好，就不仅仅是天子的担当和德行问题了，而变成了对皇帝身份合法合理性的质疑。

此时的罪己诏已经变了性质。

百姓会想：如今天下有了灾异，是因为上天在警示天下，皇帝犯了错，这皇帝的作为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严重到需要以灾异来示警的程度，这皇帝是不是不称职了？

而更不巧的是，皇帝恰巧发了罪己诏，承认这的确是自己的过失。

那么这罪己诏除了真让天下百姓觉得皇帝有罪，甚至质疑皇帝的合格性之外，对皇帝还能有什么益处吗？

可惜的是，很多皇帝并没有这种觉悟，也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才有汉宣帝之后两百多年时间，汉朝皇帝的罪己诏累计颁布五十余次之多。

这简直不可思议，皇帝每发一次罪己诏，其实就相当于其权威被削弱一次。

可以想象仅仅因为灾异之事，就削去了多少大汉皇帝的威望。

虽然朝廷也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将灾异与三公之位联系起来，只要出现灾异，就罢免三公。

可这方法并没有有效地消除灾异对皇权的侵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三公不过是替天子受过而已。

而一旦出现重大灾异，皇帝依然得下罪己诏安抚民心。

刘宏觉得，那些本来就没多少权威的皇帝颁发罪己诏，简直和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

不幸的是，他去年年底躺在病榻上，还被迫喝了一次这种“鸩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