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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丝织品最多的西耳室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金银色印花纱相似，尺寸稍大。

这套印版的发现，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墓中的印花纱应是当地印染的。

象岗古墓出土织物的原料、色泽、图案、工艺等，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国同期织物十分相似，它们有可能是汉王朝赐给南越国的礼品。

但是，也有一些织物，如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研光绢、绣纱等，尚未见于其他地区，故此也不能排除这一部分织物是在当地制作的可能。

从墓中用绢数量之大、耗费之多来看，如果没有当地的织作，如此糜费滥用是不可思议的。

《汉书&iddot;地理志》也曾说，岭南南端海南居民亦&ldo;桑蚕织绩&rdo;，而且是苎麻的产地之一。

由此看来，汉代南越国完全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织造作坊。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对于研究汉代岭南的手工业经济，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又一个重要信息

在西耳室众多的青铜器之中，除鼎、钟、提筒等器物外，还发现了11件青铜制成的匝，其中有2件较大。

匝通体呈方形，直口，小平底，中间窄两头宽，底部平坦，体通长27厘米、宽24厘米、高11，5厘米。

出土时两匝重叠套放，中间填以纤维质的衬垫物，表面有丝绢及竹筒残片。

两匝的衬垫物色泽微黄，质地细密，极薄，成片状并带有铜锈绿斑，部分碎片卷曲折叠，发现时，考古人员惟恐弄坏而没有展开。

从外形上看，各碎片厚薄不均，较厚的为多层叠压所形成。

面对这些形状特别的碎片，现场的考古人员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纸，如果真的是纸，那就是一个重要发现。

为此，发掘队决定将少量样品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过文物专家顾铁符鉴别，并转交中国社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作技术鉴别。

潘吉星受领任务后，先用4-倍放大镜对其表面结构作了观察记录，而后亲赴广州了解样品出土的具体情况，并以和先前同样的方法对纸状物作了现场观察。

观察结果表明，纸状物的基本成分是排列方向不规则的纤维，绝大部分纤维处于分散状态，但纤维分布不甚均匀，各处疏密不等，因而厚度不一。

从表面上看，纤维上有铜锈绿斑，各碎片均呈灰黄色，而厚的碎片由若干层压叠面成。

同时在纸状物碎片上，还可看到少数未松解的小股绳头或线头。

播吉星将纸状物样品与已知植物纤维，在放大镜下作对比观察，发现测试的出土物样品与已知植物纤维纸在表面纤维分布和交结方面有同样的物理结构。

当他把测试样品与已知植物纤维纸同在显微镜下分析对比时，所得结果与低倍放大镜下的观察结果相同。

这个结果表明，出土的纸状物测试样品表面由分散的纤维构成，它们按不规则的方式和方向作密集的交织，其表面物理结构与纸完全一致。

这一点，在高倍显微镜下所看到的情景更为清晰:遗憾的是，由于象岗古墓室内曾长期为地下水所浸泡，墓内壁上仍可见有明显的水线，墓内铜器、丝麻织物、玉衣和玻璃等，都因地卜水的长期浸泡而遭腐蚀和破坏，因而使潘吉星难以判断纸状出土物植物纤维细胞的微细结构，也无法测量其单个纤维的长宽度::尽管后来播吉星还一度动用电子显微镜，但仍没有找到有效方法和手段具体判断样品中的纤维属于植物纤维中的哪个种类，只有那线分散的纤维交织在一起的未松解的小股绳头或线头，可判断为麻纤维。

这是惟一可辨别出的一种纤维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