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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货殖列传》记载：&ldo;子赣（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rdo;商业城市不断兴筑，筑城见于《春秋》者就近五十起。

到春秋战国之际，商业城市更如雨后春笋。

商业市场不再是西周那种&ldo;前朝后市&rdo;的设置，而是形成了专门的商业市集和专业肆，商业城市空前繁荣起来。

《左传。

昭公三年》记载晏婴在和叔向谈及齐国国内形势时说：&ldo;国之诸市，履贱踊贵&rdo;，这说明齐国有很多商业市场。

《左传。

昭公三年》记载齐景公&ldo;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漱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塏者。

&rdo;这里用湫隘嚣尘形容临淄市场的规模及其喧闹景象。

《战国策。

齐策》描写了齐国商业城市临淄繁荣的景象：&ldo;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扬。

&rdo;《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范蠢隐居宋国的定陶，&ldo;十九年三致千金&rdo;，&ldo;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则市欲其行如流水&rdo;，定陶就是一个当时&ldo;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rdo;的大商业城市。

春秋以来的商业，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贩运性商业。

它主要是利用自然资源，专门技术，地理环境等等的差别，赚取高额利润。

因此，它不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环节。

这种贩运商业的繁荣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用以流通，金属铸造的货币满足了这种需要。

目前能确证的出土金属货币只能上溯到东周时期。

春秋战国之际金属货币广泛流通，并形成了布币、刀币、铜贝等几个货币体系与流通区域。

例如，楚币‐‐铜贝（蚁鼻钱）的出土范围有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及陕西等省。

这说明，春秋以来商业的繁荣与金属铸市在全国广大范围的流通是互为因果的。

大量货币的积累对社会形成了威胁。

解除这种威胁，在当时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进行货币贬损，如公元前598年楚庄王&ldo;改铸大钱&rdo;，公元前524年周景王&ldo;改铸大钱&rdo;。

二是用一种商品能够大量吸收在社会上到处泛滥、冲击社会的行如流水的巨额游资。

作为商业资本的大量货币，由于社会不可能有发达的产业吸收它，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状况使土地首先商品化，大量的游资必然流向土地买卖，加剧了土地买卖的速度和规模。

田连吁陌与无立锥之地的差别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在地主经济下，土地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的存在形态，同时，又是财富增殖的源泉。

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进而可能出现的货币地租，使土地成为地主的一种生息资本。

土地的这两重作用不仅吸引商业资本的大量游资，而且也吸引了官僚的财富。

赵括就曾将&ldo;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rdo;

赵括购田虽是战国之事，但官僚购田由来已久，是春秋战国之际土地私有化过程必然的副产品。

土地的私有化和土地作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的状况，必然形成表面上十分矛盾的结果：地权的集中和土地租佃和经营单位的分散。

因为农民的主要部分是佃农和自耕农，他们经济力量贫乏，佃农无力多佃，自耕农没有资本购买更多的土地，也不敢租田。

因此，经营耕作方式只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形式。

这样，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就成为社会一种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因为小农没有力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依靠市场。

男耕女织能满足小农生活的基本需要。

墨子曾多次描述&ldo;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絍，多治麻丝葛绪布姻&rdo;。

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活动，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活动;小农是当时社会物质生产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