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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农民战争的主力是破产的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虽然有一些失意的文人作为智囊参与其中，用儒学、道学的治世方略和措施来影响农民起义的领袖的思想，为其筹划各种策略，但是，农民战争从其根本的阶级利益看，是代表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思想。

农民起义的政治活动不能超越时代和阶级所给予的限制。

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是和代表同一阶级的墨子思想更相合拍，往往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从墨子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和寻找理论根据。

侯外庐曾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ldo;我认为，中国农民战争的口号应溯源于战国未年墨侠一派下层宗教团体所提出的一条公法，即《吕氏春秋》所载，&lso;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者之法也，&rdo;。

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墨子初本探》一文中也认为农民起义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与墨子思想存在渊源关系。

要求生命的保障，生活的温饱，反对贪官污吏，渴望专制权威的保护，等等，这些既反映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政治经济的利益要求，也表现了他们的阶级局限。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点和局限时，曾指出：&ldo;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上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rdo;。

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对农民起义主力‐‐小生产劳动者也同样适用。

农民起义队伍到了其发展壮大的时候，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往往蜕变成专制的权威。

当他们可以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王朝时，也无一例外地实行王权专制，原来是农民起义的弟兄们也普遍心悦诚服地接收这一现实。

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开始阶段，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将自己神化为一种至高的力量。

在农民起义中将相当分散的小生产者凝聚在一起，除了求生存这一基本的推动力之外，假借民间粗俗宗教迷信手段，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具有笼络人心，使人狂热盲从的巨大作用。

民间宗教迷信的组织形式有一套相当严格的清规戒律，对其成员和信徒有相当大的约束力。

民间宗教的形式从思想和组织两个方面使分散的小生产者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

农民起义的领袖在起义的初期往往不仅是作为类似宗教教主而具有一种号召力和慑服力，而且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与将士患难与共的人格力量激起了将士对农民起义领袖的一种愿为之死的盲从热情。

在幅员广阔的国土上，要将相当分散的小生产者联合起来确实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

小生产者本身由于生产方式的限制，不能自觉地借本身的物质利害关系而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

只有当他们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时，才会起来造反，争取生存权力，但这不是一种持久的凝聚力。

所以，历代农民起义往往不得不借助于超自然的神格力量。

例如，迷信的谶语，人为的传说，对天象异常的预兆性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号召手段，影响到人的心理深层，会造成盲目的信仰和服从，产生一种持久的凝聚力。

民间宗教是一种俗化的宗教形式，它虽然从形式上看起来有祖有典，例如，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教典，但是在实质内容上，往往是将它们存而不论。

它不祈求死后的天堂幸福，只承认现实宗教领袖的权威，认为他能安排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保护教徒的利益和幸福。

民间宗教由于其内容的浅易，形式的简单规范，因而和下层小生产劳动者的生活方式及精神需求相当合拍，小生产劳动者往往会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和寄托。

农民起义一旦假借了这种民间的宗教形式，原来分散的小生产劳动者就变成了信仰一致的教徒，并受教规的统一规范和约束。

农民起义的政治口号也往往以教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一面旗帜，激励着起义的农民，宗教的信徒为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所以，农民起义不仅只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斗争形式，而且有时假借民间宗教形式形成了一个与原来王朝中心相分离的一个政治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