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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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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产业经济上的国营化运动，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更加严重。

战时，在中国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有两种，一是重庆蒋政府的法币，一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储券，在1945年，两者的兑换比率大体是1:50。

11月1日，官定兑换率开始实行，比值却是1:200。

此案一出，257亿的沦陷区人民几乎在一夜之间集体破产，上海流行民谣曰：&ldo;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

&rdo;此次兑换政策的失误后患无穷，它不但让数亿人对蒋介石政权信心大失，而且直接导致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弹性顿失。

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央财政完全被军费绑架，而实体经济又复苏乏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增长了25倍。

到1948年的第二个季度，已发行法币660万亿元，三年猛增1180倍，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

乱发钞票的结果就是，引发了中国当代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民国一代最杰出的银行家之一张公权日后在他的著作《中国通货膨胀史》中评论道：在以城市经济为爆发中心的通货膨胀中，受伤最严重的是军人和公务员，因为政府提薪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这直接导致执政效率的下降和吏治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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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改组内阁，宣布停用法币，进行金圆券改革，全国物价一律冻结在8月19日水平，是为&ldo;八?一九限价&rdo;。

为了防止权贵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改革，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亲自督阵上海，宣誓&ldo;打虎&rdo;。

可是，此时的党纪国法已彻底败坏，&ldo;老虎&rdo;打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控制的扬子公司便打不下去了，到11月1日，行政院公开承认经济改革失败，内阁总辞职，物价呈现报复性上涨的态势，经济极度混乱，国事终不可为。

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领域‐‐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自己的对手共产党。

1947年9月，共产党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将之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ldo;耕者有其田&rdo;的土地制度，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ldo;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

&rdo;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性质。

就这样，战后短短五年间，国民党政府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ldo;行宪国大&rdo;，宣布&ldo;还政于民&rdo;，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ldo;民主牌&rdo;，而务实的人民在&ldo;民主牌&rdo;与&ldo;土地牌&rdo;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后者。

第十讲　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

在考察近170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时，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各个政治流派的主张对立起来，譬如保守派这样，洋务派那样，维新派这样，革命派那样，国民党这样，共产党又那样，似乎他们从来是经纬对立，界限分明。

可是，在经济变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并不存在。

我翻阅研究各派主张，发现在一些根本性的立场上，相近之处远远大于相异之处，至少有三大原则为各派所共持：其一，维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原则;其二，抵御外敌、强盛国家的强国原则;其三，发展国营事业、节制民间资本的国有经济优先原则。

这三个原则自洋务运动开始便已确立，历大清、民国及当代中国三代，虽然在一些时期会遭到部分精英的质疑，不过从未被放弃。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场终极目标从未更改过、经历了多轮技术性试验的长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