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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然而，解禁之后，请托之风很快又卷土重来。

宋神宗登基之后，厉行新法，励精图治，又恢复了更严格的&ldo;谒禁&rdo;制度，对法官的社交活动实行严厉管制。

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皇帝下诏：&ldo;在京官司非廨舍所在者，虽亲戚毋得入谒&rdo;；京师各个衙门&ldo;非假日毋得出谒及接见宾客&rdo;；&ldo;开封府司军巡院（开封府法院），假日亦不许接见宾客，止许出谒……刑部、大理寺、审刑院官，虽假日亦禁之&rdo;；&ldo;违者并接见之人各徒二年&rdo;。

根据这一立法，非法官群体的官员在节假日可以&ldo;接见宾客&rdo;，而法官则包括节假日在内，均不得与外人应酬，甚至&ldo;吊死问疾，一切杜绝&rdo;，弄得当时一些官员意见甚大，发牢骚说：&ldo;非便也！

&rdo;

宋神宗去世后，旧党执政，新法一一被罢，多项限制官员社交应酬的禁令也被废除了，但即便如此，针对法官的&ldo;谒禁&rdo;还是保留下来：&ldo;除开封府、大理寺官司依旧行禁谒外，其余一切简罢。

&rdo;其他官员可以应酬接待，法官还是不可以。

南宋时期，法官&ldo;禁谒&rdo;之制也是一直沿用。

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下诏：&ldo;大理寺官自卿（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少（少卿，次席大法官），至司直、评事（法官），虽假日亦不得出谒及接见宾客。

&rdo;&ldo;谒禁&rdo;跟北宋神宗朝时一样严厉。

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又改为&ldo;大理寺官许休日出谒&rdo;，允许法官在假日会客，但非节假日还是禁谒的，如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朝廷再次强调，&ldo;大理寺长贰，遵依已降指挥，申严禁止官属非旬休日不得出谒，其外人无故辄入，依法施行，委御史台常切觉察。

&rdo;法官不守&ldo;谒禁&rdo;，台谏官即可提出弹劾。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

但自宋代以降，历朝均严禁官员宿娼，明代对官员嫖娼行为的打击尤其严厉：&ldo;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

&rdo;而负有司法权责的宋朝法官群体，更别说嫖娼了，连参加妓乐宴会也大受限制，乃至别的官员可以参与的社交应酬，也不允许法官掺和。

显然，古人已经意识到：官员接受的伦理约束，应当高于一般平民；而法官接受的伦理约束，又应当高于一般官员。

通俗地说，老百姓允许做的事情（如狎妓），官员不可以做；一般官员允许做的事情（如应酬），法官不可以做。

这其实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通则。

司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因为法官的裁决权能够直接决定一个当事人的死生、一场纠纷的利益归属（这意味着利害相关人具有向法官请托的巨大动力），而且法官自身的形象，关乎人们对于社会正义&ldo;最后一道防线&rdo;的信赖。

2004年香港颁布的《法官行为指引》提出，&ldo;法官跟市民一样享有权利和自由。

不过，必须要认同和接受的是，法官的行为会因其司法职位而受到适当的限制。

法官必须尝试在两者中取得平衡，原则是法官需要考虑他想做的事，会否令社会上明理、不存偏见、熟知情况的人，质疑其品德，或因此减少对他身为法官的尊重。

若然会的话，便应避免做本来想做的事情。

&rdo;因此，不论是一千年前的宋朝，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鼓励法官保持&ldo;深居简出&rdo;的生活方式，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至于&ldo;集体宿娼&rdo;之类严重败坏法官形象的行为，更为古今中外的司法伦理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