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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郭全梁由都兰撤回，马彪派兵也已没有必要。

这份电报也无发出的必要了。

熊维邦和赵焕耀是电务训练班的同期同学，关系很好，张之俊是他们电务训练班的老师，和他俩既是师生，又是上下级同事关系。

熊承蒙二人的大力包庇，以声音微弱、声音嘈杂等客观原因敷衍过了马步芳。

张之俊为了避免风声外传，将熊维邦及时派赴同德县。

六人也被隔离电台。

第二年，熊维邦回到西宁，问曾庆良等六人情况。

张之俊感慨地说：共产党不知用什么方法教育人，照理说曾庆良等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已经脱离了艰难环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们临走时毫无留恋的表情。

张出示了六人之中刘玉亭的一封来信。

这封信是刘给张、熊二人的，说：在西宁多承关照，甚感盛情。

我们已入抗大学习，后会有期！

他俩为了避免嫌疑，未敢回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将近30年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端阳节，由重庆派来的外调解放军战士来青海找到熊维邦，勒令他去重庆交代问题，并和曾庆良对证。

通讯兵工程学院院长曾庆良将军坐在会议厅的角落里，此时他只配坐在角落里。

然而，他必须面向大厅，掰开已经结痂的记忆，回顾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报，回顾那段充满艰辛的俘虏生涯

自传摘录

黄良诚1944年8月在师政直属干部整风班写的自传的第四部分介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被俘经过。

失败到被俘

1937年3月间，西路军在流水沟战役之后，即最后确定了失败的命运。

3月13日在喇嘛寺之战斗后，我和刘俊英（队长）、刘玉亭（机务员）、曾庆良（报务员），带一架干电池电台随九军军长孙玉清、参谋长李聚奎，回向敌人背侧挺进，有意暴露目标，以引敌人向后转，使主力摆脱敌人而北进新疆。

我们离开主力的那天晚上，孙李二首长仅带十数匹马溜之大吉，只有一个负伤的团政委带着我们和200人不到的一支部队行动。

3月15日，我们在喇嘛寺东南山林里埋伏了一天，杀了老百姓30余只羊。

当时计划组织一些有枪的能跑的人，冲过有八九十里的平原到没有战斗过的东山去避几天，让敌人回师青海后再冲渡黄河回陕北。

16日晚，行不及10里路，通过一条冰河。

我们有一个骆驼在过冰河时掉了队，后卫班也就不耐烦地向前走了，待我们过了冰河已失去联络，找不到部队了。

我们没有冲过平原，回到西山的一个小茅棚。

17日又回到16日休息的那个小羊场，当天运输员又跑一个晚上，在离羊场不远的山林中住。

不幸，18日我们向东南山走的时候，与敌人的搜索部队遭遇，我们六个人就被俘了。

被俘到离开西宁

被俘即被两个骑兵押到团部，他们也就立即报告了师部（马彪），当晚师部派来了一个军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