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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第九章 亚斯伯格综合症（第2页）

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当天现场有上千人，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

他笑着说，这已经算好的，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临出发前一个星期，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如果生命有一个钮，一按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我会去按的。”

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才让他能够出门。

“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我都没办法？”

在过去的30年里，他经常这样自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真是没办法。”

多年以来，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比如他总是认错字，看餐馆的招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

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当然，永远也找不到。

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时常陷入沮丧和自我怀疑。

这些困扰他的事情，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

朱太太翻了很多书，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还有阅读障碍。

因为阅读障碍，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

朱德庸说，这种病有一个“好玩”

的地方，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跟你交谈，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别人跟他讲话，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巧的是，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

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听他们两人聊天，朱德庸说东，医师说西，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

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成为世界的旁观者。

他成名时26岁，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

那时候他画《双响炮》，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

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于是画了《醋溜族》，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德庸开始画《涩女郎》，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万人迷”

，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女强人”

，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结婚狂”

，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天真妹”

，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

到20世纪末尾。

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喧嚣、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难以自拔。

朱德庸就画了《关于上班这件事》，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接下来是《绝对小孩》，画小孩的世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

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

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

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

后来登峰造极，就是《大家都有病》，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

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