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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2页）

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

刘文辉说，他&ldo;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rdo;

军阀陈光藻说：&ldo;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

到1935年（民国24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

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

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

&rdo;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

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到防区制末期，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

土匪毕竟没有&ldo;预征&rdo;，也没有&ldo;附加&rdo;，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

而军阀恰恰追求&ldo;竭泽而渔&rdo;。

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

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

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

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匪变民

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

在王阳明笔下，江西土匪从事耕作的背景有两条。

一条是官府创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镇的防范越来越严，同时官府开始练兵，准备剿匪，抢劫的风险增大了。

另一条是土匪数量在两三年内增长十倍，从三千多人发展到数万人，民众贫苦逃亡。

狼多、羊瘦、羊少，抢劫收益势必下降。

这两项背景意味着：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

血酬降低了。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横行的地点和时代，又有被土匪绑票的亲身经历，他如此描写土匪造就的环境：&ldo;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lso;土匪世界&rso;。

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1928年到1933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

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

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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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这几十里土匪控制区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抢劫很危险，倒不如以打猎为生。

这样一来，土匪就开始向劳动人民转化了。

据民国版的四川《温江县志》记载：由于张献忠的屠杀，温江县境内&ldo;人类几灭，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

顺治十六年（1659）清查户口，尚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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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食货篇：&ldo;简州赋役，……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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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和简阳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资源潜力足以供养数十万人口。

如此大片地区&ldo;概成旷野&rdo;，&ldo;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rdo;，全县只剩下一二十户人家，做什么营生好呢？此时，绑票或抢劫的搜寻成本很高，人质赎买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

在羊少羊瘦的环境中，与其当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转而当吃草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