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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1页）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ldo;林译小说&rdo;和&ldo;大翻译家林纾&rdo;出现了。

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

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ldo;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rdo;（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

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作者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

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

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ldo;以末技扬名&rdo;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ldo;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rdo;这个趣称。

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二

而让他&ldo;青史留名&rdo;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ldo;反对白话文&rdo;，&ldo;螳臂当车&rdo;，&ldo;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rdo;。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

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

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ldo;国民&rdo;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ldo;老百姓&rdo;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ldo;尊孔读经&rdo;，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ldo;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

&rdo;&ldo;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rdo;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ldo;德先生&rdo;（deocracy）和&ldo;赛先生&rdo;（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ldo;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rdo;。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

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学不仅只是个艺术品类，而是民族精神所在，它承担了艺术之外的沉重职责。

晚清时国家积贫积弱，无数仁人志士探求原因，梁启超就把这怪罪于文学，他写诗痛陈：&ldo;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rdo;文学革命晚清就在酝酿。

语言是文学的工具，语言也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流传千年的文言文正是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

文学革命的核心就是语言变革，即由文言文变为白话文。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