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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1页）

6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

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

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

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

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

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

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

从&ldo;文化大革命&rdo;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

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

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

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

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

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

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

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

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

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

我们几个人很默契。

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

中央点了邓小平的名，我们也就只讲邓小平，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

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

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

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ldo;四人帮&rdo;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

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

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ldo;四人帮&rdo;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ldo;四人帮&rdo;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ldo;四人帮&rdo;诬蔑政研室是&ldo;邓记谣言公司&rdo;，诬蔑邓小平同志&ldo;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rdo;，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