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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第2页）

一九六七年《红旗》十二期社论经陈伯达修改而陈矢口否认，特别是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公开支持一个叫&tis;&tis;&tis;的女人（原红旗校对）出面领导红旗的工作，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严重不满。

陈利用&tis;&tis;&tis;和军宣队整这些同志，罪名是&ot;反对陈伯达同志&ot;、&ot;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ot;，制造了&ot;反革命小集团&ot;的冤案。

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养》一书重新发表过程中如实地涉及到陈，陈说邓专案是&ot;黑专案&ot;，原专案组成员无一得脱（包括吴信点名的徐道河同志、涂先珍同志）。

在吴江等同志的批判中，&ot;邓力群专案&ot;被指责为&ot;小集团&ot;的&ot;思想基础&ot;，我也成了&ot;小集团的精神领袖&ot;。

除像我这样因&ot;走资派&ot;问题和其他因历史问题一直在受审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干校学员半数左右。

参加批判&ot;小集团&ot;的同志多属被迫，但吴江同志和原红旗另外几位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很积极。

陈伯达倒台后，此案已显然无法维持。

包括吴江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阻挠平反，反说陈伯达是&ot;小集团&ot;的后台，批判者是上了&ot;小集团&ot;的当。

几经周折，才由军宣队勉强作过一个&ot;这是陈伯达的罪行&ot;的结论。

这的确是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一桩&ot;是非问题&ot;。

在陈伯达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后，许多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怀疑陈伯达、表示不满，吴江同志这样一些担负过领导职务、长期受党的教育的老党员，非但没有和他们共同战斗，却和&tis;&tis;&tis;一道整他们，而且长期不承认错误，实在令人失望。

我在干校无非是种地、喂猪，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发言权，在这样的是非问题面前当然不能沉默。

我为此对吴江同志当时的政治表现提出过批评，即吴信中所称邓力群&ot;批判批判者&ot;。

至于我的批评没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ldo;小集团&rdo;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

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ldo;文化大革命&rdo;前到红旗工作的。

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

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

他们在&ldo;文化大革命&rdo;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ldo;文化大革命&rdo;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

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

其后积极参加反对&ldo;四人帮&rdo;的斗争，批判&ldo;两个凡是&rdo;，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

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

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ldo;写过一些坏文章&rdo;（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ot;小野心&ot;（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ot;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ot;。

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

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ot;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ot;，就属子虚乌有。

吴自称他在&ot;公平地说&ot;。

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