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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社会上和代表大会上都出现了分水岭。

一些人由衷地相信必须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全部真相，要求与斯大林主义的种种表现彻底决裂。

他们认为必须实行所有制关系的改革，推行真正的人民政权，争取社会公正和民族权利的胜利。

而按另一些人的意见，可以而且最好是采取治标的办法，实行部分的自由化和公开性，他们觉得，最好不要翻旧帐，不要提出追究长期停滞和几十年压制活思想、当年犯下罪行的责任问题。

还有的人决心为采取粗暴的武力对付那些捍卫另一些政治口号、参加集会、游行的人的行为辩解。

后来由于居民骇人听闻的财富两权分化的影响，社会的这种两极对立更趋严重，不过不仅是俄罗斯社会发生分裂。

在其他许多国家里习以为常的状态猛然破裂也在社会意识和行为中划了一道鸿沟，不过无须证明，这种状态会给持续的社会经济进步造成多大的障碍，因此政治家们不断号召加强团结，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当代社会中靠强力，更不用说靠武力是无法使反对者改变信仰的。

依我看，要走向团结，只有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因为民众的思想对这些矛盾所持的态度实在是千差万别。

苏联社会一贯被认为磐石般的团结产生了裂痕，甚至不是一道裂痕。

在1980‐1990年代之交，我国社会越来越四分五裂，怒气冲天，而这一切阻碍了业已成熟的改革。

要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抗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对抗的一方取得胜利并用强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么双方就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可接受的妥协，取得必要的意见一致。

当时党的领导人怀着难以掩饰的怒火容忍了代表大会上出现的一批人数很少、尚未定型的代表结成的反对派，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蛊惑人心、挑动舆论、教唆过激行为的捣乱者，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倾听这些人的争论。

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承认，正如后来看得很清楚的那样，这批人中的个别人要利用群众高昂的民主情绪来掌握权力的野心占了上风，对于他们来说，民粹主义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但是难道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没有证明我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个广大的民主反对派吗？对这个反对派应该重视，不仅如此，更应该分析这个反对派产生的客观原因。

可惜的是，这一事实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即使得到了承认，从中得出的也是错误的结论，人们不是去消除分裂社会的原因，寻找走向一致的途径，却试图反击批评者，把他们晾在一边，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大众传媒也被指责在挑动情绪。

而且还有一种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关于社会发展辩证法的认识，即认为社会发展是以否定之否定告终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看来过去的党员干部中不妥协斗争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是出现了与当局政策对立的势力，那么当局的任务就是尽快聚而歼之，真是得心应手的斯大林辩证法。

可是今天的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例子可以说明，不同的因素可以通过妥协或者如现在常说的通过趋同，而不是通过一方否定一方来达到统一、达到互利。

可以把这称作通过政治手段或自觉自愿的意见一致来解决矛盾，或者也可以称作别的什么，但重要的是，今天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步。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形成反对派，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和议会制的确立，推动了经济改革。

就是在这个反对派的参与下，废除了共产党起统治作用的宪法第6条。

但是即使跨地区集团代表了刚出现的苏联议会制中的反对派，那它也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不够负责任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提议不时表现出的激进主义令社会上一部分人印象深刻，但它没有考虑变革的复杂性和巨大风险。

面对经济和社会日趋紧张的局面，出现了一种与1980年8月波兰事件相似的现象‐‐群众性罢工使这个国家陷入长达10年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当时还看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那里的经济没有达到危机前一年的水平，政府和党的人事变动，号召要相信领导，保证党清楚拯救国家的办法，最后是实行战时状态，这一切都没能使波兰社会走出危机状态；波兰统一工人党因此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这反映了相当多的，也许是绝大多数居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失望；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明白必须同反对派合作，进行建设性对话；造成波兰统一工人党失败的并非最次要的原因是，它不能看清分裂社会的矛盾的根源，不能顺应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意志。

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与反对派一起举行圆桌会议为时已晚，而圆桌会议最终开拓了复兴的前景。

波兰的经验应该成为前车之鉴，迫使我们认真思考达成全国一致、考虑人民意见的必要性，它表明自由讨论紧迫问题、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十分重要，使我们明白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压制不同的观点，试图根据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违背清醒的理智、违背人民的意识、&ldo;自上而下地&rdo;造福人民是危险的，终将一事无成。

可以用强力镇压，但不能用强力唤起人民的创造性热情和干劲。

我想，这个道理不证自明。

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后，政府着手制定经济改革纲领，同时制定1990年的计划，这项工作占了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大的精力。

但我国社会摆脱危机的主要希望正是寄托在完善和改革经济上，当时研究了三个可行的改革方法。

第一个是渐进的方法，仍然不慌不忙地进行改革，换句话说，是&ldo;慢慢地迈步，小心翼翼地曲折行进&rdo;，不对习惯的经营方式作重大改变；第二个是温和激进的方法，要求在保留国家对价格、收入和经济生活其他一些方面监督的同时加速转向市场关系；最后是激进的方法‐‐本着现在众所周知的&ldo;休克疗法&rdo;的精神，同时放开价格和商业，国家退出经济领域。

当时用经济数学模型对最后一个方案作的检验表明这个方案十分有害（两年之后盖达尔已经在实践中作了出色的证明），因此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不过，第一个方案同样被否定了，政府选定了温和激进的方法，但实际措施却迟迟没有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