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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关系。

我们已经一起在纽约开展了许多项目，并一起在世界各地游览。

109理查德

当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艾琳‐进入大学（理查德在哈佛、艾琳在米德尔伯里）的时候，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仍然波涛汹涌。

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参与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姐姐们的任何极端主义运动。

理查德为越南战争而忧心，但他在大学期间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

由于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样情绪激动，因此我们两人能够更加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

当时，由于我有了与其他几个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与大学生接触得更加广泛了，因此我能够不那么情绪化地与他相处。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问题，要想证明我有理由坚决支持一场可能会最终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事情。

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虽然双方都有许多人坚信有办法解决。

越南战争涉及到复杂而矛盾的地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难题。

我和迪克深刻讨论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问题。

我心存感激的是，他愿意听我的观点，尽管他显然更加同情他姐姐们的极端认识。

我还从迪克那里大量了解到了由于我们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产生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从哈佛毕业，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琢磨着&ldo;自己这辈子做些什么&rdo;。

他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口服务。

在工作当中，迪克爱上了飞行，并尽快取得了飞行执照。

他还参加了哈佛教育学院的课程，然后决定从医。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然后在缅因州波特兰成功地开展家庭医疗服务。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业为中心，为自己确定了一条井然有序、目的明确的人生道路。

最近，他一直在积极帮助永久性保护美国东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

他还在运用电脑科技来建立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合伙关系、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工作。

理查德是个聪颖、热情、投入的人，是我们家庭中一股稳定的影响力。

110艾琳

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

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

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次上‐自行消失了。

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恼恨。

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紧张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之后，有一个疏远的阶段‐回国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

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yofan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

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

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stitutefortheadvancentofhealth）‐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

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llaborativefortheadvancentofcialandeotionallearng），促进全国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