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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农民作为土地的耕作者，依附于村社首领和部族长老，处于村社和部族的保护之下。

分成制是中东地区由来已久的租佃方式，地主与农民根据耕地、水源、劳动力、农具和种子五项要素划分农作物的收成。

农民主要缴纳实物地租，同时承担一定的劳役，货币地租尚不多见。

国家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以及村社和部族对于土地的共同占有权，排斥着农民支配土地的个人权利。

五、城市与行会

奥斯曼帝国的城市普遍位于定居地区，依托定居农业作为基本的粮食供应地，为农产品提供市场，吸收乡村的剩余产品，同时向乡村提供手工业品，满足乡村市场的需要，进而形成与乡村之间的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大都分布于商路沿线。

安纳托利亚的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安卡拉，巴尔干半岛的埃迪尔内，埃及的开罗，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皆为奥斯曼帝国的贸易枢纽。

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具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发达的区域性贸易。

保证伊斯坦布尔的物资供应，是苏丹政府的重要职责。

伊斯坦布尔地处东南欧与亚洲以及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系东西方之间过境贸易的交汇点。

欧洲的纺织品和东方的香料构成伊斯坦布尔过境贸易的首要内容，商旅驼队频繁往返于伊斯坦布尔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亚之间。

马尔马拉海东侧的布尔萨（bursa）也是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商业据点和东西方之间的商品集散地。

1340年，乌尔汗在布尔萨建成大型的巴扎。

此后，布尔萨的人口迅速增多，1485年约5000户，1530年增至6350户，1580年达到12850户。

伊朗的生丝、欧洲的毛纺织品、埃及的糖和印度的香料，是布尔萨市场的主要商品。

城市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重心所在，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的多重功能。

伊斯坦布尔无疑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城市，然而1453年穆斯林攻陷此城时，人口不足5万。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当政期间，以归还财产和给予信仰自由作为条件，吸引出逃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重返故里，同时下令从鲁梅利亚和安纳托利亚迁4000户家庭移居伊斯坦布尔，迁3万户农民移入伊斯坦布尔周围的35个无人居住的乡村，以保障伊斯坦布尔的农产品供应。

1453‐1481年，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新建清真寺209座，学校24所，公共浴室32处，客栈和巴扎12处。

1477年，伊斯坦布尔的总人口接近10万。

16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达到40万，成为当时欧洲和中东最大的城市。

16世纪末，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至80万，其中40系非穆斯林，主要分布于加拉塔（galata）地区。

热那亚人曾经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商人群体。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广泛征服，希腊人以及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逐渐取代热那亚人的地位。

希腊人在包税、大宗贸易批发和航运领域独占鳌头，加拉塔区几乎成为希腊商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