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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1页）

犹太人的苦难及自由300bc‐1948（4）

从16世纪开始，传统的憎恨犹太人的思想与商业竞争结合了起来。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贵族间有明显的利益冲突。

这些贵族越来越发现他们可以利用犹太人的专长来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财政与经济政策问题，对于这个新诞生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仅仅是商业竞争对手。

1670年，一群从维也纳被驱逐出来的富有的犹太家庭有选择地被普鲁士的选帝侯邀请到了德国，但他们的到来激起了基督教商人的怒火，招致了对犹太教堂的攻击。

虽然大多欧洲国家认为犹太人会对虔诚的基督教道德系统产生深刻的消极影响，但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时，犹太人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在欧洲将会有大量的经济收益，基于这种考虑，犹太人又再次回到欧洲各国的首都。

这时的法国和英国都已经废除了在中世纪颁布的反对犹太人法令。

法国是在17世纪初，路易十三（1601‐1643）统治时期实施撤销的，但在那之后，又有人对新实行的缩减方案提出了异议。

到了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1599‐1658）统治下的英国顶住了人民大众普遍的反对情绪，允许一批马拉诺（指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在伦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但是反对情绪最终在一个世纪之后占了上风，并促成新犹太移民法的仓促废止。

也是在17世纪中期，宗教裁判所的势力范围已经远及巴西，而被无情追捕的犹太人在逃亡中，发现纽约欢迎他们。

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清教徒急于想使这些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所以与欧洲相比，美国显示了一种出于同情心的容忍，而且这也使新生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犹太人的最佳避难地。

如果说启蒙运动给予了在欧洲的犹太人一个做民主梦的机会，但这场运动的结果却是砰然一声断绝了他们的任何非分之想。

在19世纪，对这种自由化的大众民主最大的讽刺是，它助长了反犹太主义的复苏。

但是这次它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

1807年，拿破仑召集犹太最高评议会，这加剧了犹太人想夺取世界霸权的谣言的流传。

在俄国，很多教士声明，这次集会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表现他救世主野心的信号。

欧洲人所担心的犹太人密谋夺取世界统治权的种种征兆在19世纪频频浮现出来，且在接近100年后因一篇由沙俄警察鼓动而写成的卑劣伪造文章《锡安山长者草案》的发表而达到高潮。

这篇赝作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阅，文中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控制着欧洲国家政策，而且想把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建立在非犹太人奴隶制上。

在19世纪初期，45在欧洲的犹太人定居在俄国西部。

沙皇政府已经注意到他们人口的快速增长，并认为这对于斯拉夫农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因此沙俄政府采取了表面上与欧洲同化政策相一致的措施：对50，000个12岁及以上的犹太儿童采取非宗教教育，学习欧洲语言，进入大学学习，直至在俄国军队服完25年义务兵役。

虽然沙俄政府舍弃传统的犹太地方政府，但是仍然要求犹太人替沙皇政府征税，犹太式的服装和发型遭到了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