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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

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

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

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

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

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

，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

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

这是一种歧视政策。

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

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

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

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阃外事一以付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