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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2页）

苏联方面为我们组织了招待委员会，其中包括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诺维奇?丹钦科、梅耶荷德、泰依洛夫、特烈蒂亚柯夫，电影界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等人。

我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座名城作了三星期的演出，并在莫斯科大剧院招待了各界人士。

我个人主演的有六出戏：《宇宙锋》、《汾河湾》、《刺虎》、《打渔杀家》、《虹霓关》、《贵妃醉酒》；还表演了六种舞：《西施》的羽舞、《木兰从军》的&ldo;走边&rdo;、《思凡》的拂尘舞、《麻姑献寿》的袖舞、《霸王别姬》的剑舞、《红线盗盒》的剑舞等。

　　在演出之后，苏联戏剧界的同志们很认真地和我们在一起开了好多次座谈会，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特有的风格，肯定了其中的优点，像对手势变化的多样性，虚拟的骑马、划船等动作，歌舞合一的表演法等等，都加以分析和赞扬。

聂米洛维奇?丹钦科对我说：&ldo;我看了中国戏，感到合乎&lso;舞台经济&rso;的原则。

&rdo;他所指的&ldo;舞台经济&rdo;是包括全部表演艺术的时间、空间和服装、道具等等在内的。

他的话恰好道出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的特点。

爱森斯坦谈了他的感想：&ldo;在中国戏曲里喜怒哀乐虽然都有一定的格式，但并非呆滞的。

我国戏剧里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所有的优点，在中国戏剧里面差不多都有了……传统的中国戏剧，必须保存和发展，因为它是中国戏剧艺术的基础，我们必须研究和分析，将它的规律系统地加以整理，这是学者和戏剧界的宝贵事业。

&rdo;爱森斯坦还为《虹霓关》里东方氏和王伯党&ldo;对枪&rdo;一场拍成电影，目的是为了发行到苏联各地，放映给没有看到我的戏的苏联人民看。

　　我在一次招待会上说：&ldo;中西的戏剧虽不相同，但是表演却可互相了解，艺术上的可贵即在于这一点，所以&lso;艺术是无国界&rso;的一句话，诚非虚言。

现在中西的戏剧，有一个相接触的机会，我很希望不久即有新的艺术产生，融汇中西艺术于一炉。

&rdo;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家里去访问。

我把从北京带去的几个泥塑戏装人形、一套脸谱和一部关于我自己的表演论文集赠送给他。

老先生非常高兴，赏鉴了半天，问了一些戏装泥人所表演的故事以后，就亲手郑重地安放在书架上。

　　坐下来以后，才有机会仔细瞻仰这位白发苍然的戏剧大师。

那时他已经七十开外了，虽然多病，看起来精神很好，态度是庄严肃穆的，可是却又和蔼可亲。

我们先谈中国戏曲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中间不断涉及他在看了我的表演以后感到有兴趣的问题。

老先生理解的深刻程度是使人惊佩的。

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形式的戏曲表演方法他能够常常有精辟深刻的了解，譬如他着重地指出&ldo;中国戏剧的表演，是一种有规则的自由动作&rdo;，这还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的说过呢。

　　谈话进行了相当的时间，有人来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看他导演的一个古典剧《奥涅金》当中的两幕，再作一些必要的审查。

老先生约我们一起下楼到他的客厅里去。

这是一间大客厅，内有两根柱子在客厅的尽头，改装了一个小型舞台，靠墙放着三把高背椅子，戏排完以后，我们还在那里照过一张像。

戏排好以后，已经天黑了，我们就告辞出来。

这一次访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慈祥而又严肃的面影，忠于艺术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1952年的岁尾，我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在归国途中经过莫斯科，受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热烈亲切的招待。

一月七日，我参观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

在这次到莫斯科的第一天，名导演柯米萨尔热夫斯基告诉我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前在导演最后一个戏的时候，还对演员和学生们提起我的名字。

我听到这句话，既惭愧，又感到莫大的鼓舞。

　　我1935年访问苏联后，漫游欧洲，考察戏剧，归舟路经印度孟买。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访问中国时，我在开明戏院演出《洛神》招待泰翁观剧。

他曾紧紧拉着我的手说：&ldo;我希望你带了剧团到印度来，使印度观众能够有机会欣赏你的优美艺术。

&rdo;我答：&ldo;我一定要到印度去，一则拜访泰翁，二则把我的薄艺献给印度观众，三来游历。

&rdo;可是那次登陸小憩半日，遗憾的是未能践泰翁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