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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第2页）

又如光绪帝死前一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

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在自述病原中谕示：&ldo;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

&rdo;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见光绪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说明宫中御医治疗效果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

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医自诩，有关的朱批或御旨，在清宫医案中随处可见。

对处方用药，动辄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旨施治。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等人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ldo;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时服下，想必有益。

着由御药房取药试用。

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

&rdo;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论示不合医理，御医又怎么敢不遵旨照办。

皇帝开方，也并非全都不合医理，也有凑巧治好顽症的时候，如乾隆十九年（1754）闰五月初九日，对医术颇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额头生有一个黄豆大的疮，亲自朱批下药：&ldo;着速用黎峒丸。

&rdo;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

再如光绪皇帝对把脉开药就属于一知半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的一天，光绪帝在御医给他自己开的处方上写道：&ldo;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

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两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

&rdo;此类光绪帝钦定的药方在其脉案中随处可见，当时不管是否对症，御医也得遵旨使用。

（三）当然，御医进剂获效，皇帝也褒奖有赏，以资鼓励。

雍正七年（1729）三月二十三日，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好了大臣侯陈泰的伤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陈泰病症难为，经刘裕铎诊治痊愈，着赏记功一次。

皇帝有赏，自然有助于日后的加官晋级。

可就是褒奖，其处境有时也并非全如人意。

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

薛福辰本是江苏名医，慈禧患病，应召入京。

经精心治疗，效果颇佳。

慈禧病愈后，特赐&ldo;职业修明&rdo;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

大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ldo;老佛爷&rdo;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慈禧大病初愈之后，还须旧恙全无，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他只得在京耽搁下去。

不料其间，小女竟在家乡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

&ldo;伴君如伴虎&rdo;这句话，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