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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城镇化 速度放缓后的质量提升之路（第2页）

为此，本章不预设中国城镇化率的饱和值，而是通过非线性模型拟合的方法直接估计Logistic曲线的三个参数。

U（t）=K1+Aexp（—Bt）（1）

从数据上看，1974年以后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正常增长的阶段，这与1974年以前的发展轨迹有显著的不同。

这表明1974年前后我国有两个不同的城镇化率饱和值。

因此，我们将1974年以后城镇化发展轨迹单独拟合，而这需要重新确定该段S型曲线的起始基点。

根据曲线前溯的趋势特征，我们将该基点确定为15%，得到如式（2）所示的模型。

U（t）=K′1+Aexp（—Bt）+0.15（2）

利用我国1974～2012年的城镇化率历史数据，我们估计出如式（3）所示的Logistic模型。

估算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率的饱和值为78.2%（预测值K′+基点值0.15）。

通过外推我们得到未来我国城镇化率预测值：2020年达到62.4%，2030年达到70.6%，2050年达到76.8%。

我们还根据Logistic曲线的轨迹特征分析了我国城镇化所处阶段：我国城镇化率提高最快的节点（加速度为零）发生在2008年；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仍处在一个绝对速度快但加速度为负的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到2022年左右，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5%的水平，之后进入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以下的慢速推进期。

U（t）=0.6321+20exp（—0.089t）+0.15（3）

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的预测只是基于理论模型的趋势性分析，其前提是我国的城镇化率饱和值保持在由模型估算出的76.8%之上。

然而，城镇化率的饱和值本身有可能变化：一方面交通、信息等技术的提升以及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变革等，有可能拓展城市的最优规模边界；另一方面，能源环境条件的恶化以及滞后于发展的城乡政策等因素，也有可能降低城镇化率的饱和值。

市民化率：对城镇化质量的再评估

我国城镇化率指标现存的问题

与国际相比，我国对城镇的定义所包含的质量信息偏少。

我国对城镇的划分以“行政区划”

为基础，并辅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等因素，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务院于2008年7月12日国函60号批复）。

在统计中，我国将居住在城镇半年以上的居民计为城镇人口，包括城镇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

现有统计定义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城镇的标准不考虑非农人口比重。

在具体的统计实践中，与镇政府所在地有基础设施（如公路）相连接的区域也被视为“镇区”

，其常住人口被统计到城镇人口中，但实际上这些地区从事农业的人口居多。

相比而言，在我们收集的样本中，有15的国家在城镇定义中设置了非农就业产业比重的指标。

其次，城镇的门槛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硬件设施。

我国对城镇的定义，虽然提到了要有“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

，但没有设置具体标准。

根据我们的调研，有很多建制镇甚至没有作为城镇最重要标志的完善的下水道设施。

从国际样本来看，发达国家已不需要用公共基础设施、建筑数量等门槛来定义城镇，但超过30%的发展中国家使用了公共基础设施等硬件状况定义城镇。

再次，现有户籍制度无法保障对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统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现有户籍制度无法对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动态信息进行有效、及时的归集和统计。

我国城镇化率从2002年的39.09%升至52.57%，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

但我国城镇户籍人口比重近十年仅从27.89%提高到35.29%，年均提高0.74个百分点，显著慢于城镇化率的提高速度。

这意味着约有13的城镇常住人口无法享受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房等市民待遇。

虽然十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发动近千万普查员进行入户调查，但仍有可能造成错漏，特别是对“居住在城镇半年以上”

流动人口的统计，科学性和准确性不足。

各国对“城镇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