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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城镇化 速度放缓后的质量提升之路（第3页）

的不同定义导致数量和质量可比性较差

从我们收集的116个国家对城镇的定义来看，各国往往采用人口数量、行政区划、产业结构、城市形态、人口密度五类不同的方法或其组合，对“城镇”

进行界定；即便使用同一种方法，其阈值也相差很大，由此形成个性化的城镇化率定义。

由于各国使用不同的城镇定义方法，造成城镇化率指标在国际比较中的两个困难。

一是数量可比性问题。

例如，如果将印度城镇的定义从人口数量、人口密度、非农就业和城市形态四个维度拥有5000以上居民、人口密度不低于1000人平方英里或者400人平方公里、城市特征显著、至少34成年男性人口受雇于非农产业的地区。

改为只剩人口数量标准这一个维度，则其在1991年的城镇化率就将由26%提高到39%，甚至超过2011年按目前标准定义的城镇化水平（31%）。

二是质量可比性问题。

在城镇化定义的五类标准中，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行政区划主要反映人口在城镇的聚集，而非农就业产业比重和城市形态则部分体现城镇化质量。

因此，即使城镇化率相近的国家，其城镇化质量也可能相距甚远。

我们以城镇化率相近的日本（91.1%）和阿根廷（92.5%）为例。

日本城镇化率定义不仅包含人口数量，也有城市形态和非农就业比重等质量标准。

拥有50000人以上居民、60%以上房屋位于主要建成区，且60%以上的人口（包括他们扶养的家属）从事制造业、贸易或其他城市产业。

；阿根廷城镇化率定义仅有人口数量拥有2000人以上居民的人口中心。

虽然阿根廷城镇化率略高于日本，但其在城市贫困人口比重、失业率等指标上与日本相差甚远。

用“市民化率”

进行城镇化数量和质量的国际比较

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我们引入联合国统计的“城镇贫民窟人口比重”

，在现有城镇化率的基础上设计了“市民化率”

指标，以使各国的城镇化水平更具可比性。

联合国人居署在2002年提出了一个可统计的“城市贫民窟”

定义，即不能满足以下一个或更多基本条件的城市居所：（1）耐用的房屋，能够为其居住者提供防雨、遮阳、御寒、防潮的庇护；（2）足够的空间，同一个房间居住者不超过三人；（3）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较便利地获得清洁的水；（4）拥有较便利的下水道设施；（5）获得安全的产权，能通过房产证明防止强制拆迁。

我们用“城镇化率×（1—贫民窟人口比重）”

得到一个新的指标——“市民化率”

。

在“市民化率”

的定义下，各国被纳入城市范围的人口，都能满足在城市体面生活的五个基本条件。

与“城镇化率”

相比，“市民化率”

设置了一个全球统一的最低标准，提高了城镇化在“数量上的可比性”

；同时，“市民化率”

包含了城镇化质量的相关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质量上的可比性”

。

因此，“市民化率”

比“城镇化率”

更适合进行国际比较，更有利于准确判断中国城镇化质量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状况。

随着全球城市人口的扩张，全球城市贫民窟人口呈现总量上升、比重下降的态势。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和笔者的估算，截至2011年底，全球城市贫民窟人口总数为8.8亿人，比2005年增加了0.5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