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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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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中我们看到专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政府政策制定的顾问，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政策过程。

有时候他们以独立的价值判断和专业的知识对公民网络参与发表看法，从学术的立场出发，还原事实真相，对事件进行中立的分析，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和意见，对政策过程发挥间接的影响。

有时候他们又直接参与到影响政策过程的行动中来，积极发挥作用促成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实现。

杜骏飞在研究专家学者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起到的作用时将其行为划分为六种：议程发起型、议程导向型、议程介入型、议程附和型、议程交锋型和议程失语型。

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五名法学界知名教授便联合上书全国人大，最终促成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在微博打拐案例中，知名学者于建嵘建立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

专题微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发了微博打拐行动的大规模兴起。

在这些案例中知识精英的行为属于议程发起型或议程导向型，他们往往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和与政策制定主体的关系对政策施加直接影响。

无疑，政策制定主体对于附加知识精英关注和参与的网络参与行为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可以说，知识精英的支持是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得以成功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3.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和媒体人也是影响公民网络参与的一个较为常见的变量。

虽然网络这种新兴媒体在当今社会发展迅猛，大有超越传统大众传媒之势。

但是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大众传媒在对政策的影响力上是网络媒体不可比拟的。

作为政府喉舌的官方媒体一方面可以直接与政治精英进行沟通，将传播于互联网上的意见传递给政策制定者；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也利用官方媒体传递政策信号或是对网络公民参与进行回应。

在很多网络参与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和媒体人的积极作用。

事件首先在网络上传播，随后传统大众传媒介入，进行大规模的报道和采访，事件就会在社会上产生较大范围的影响，得到各方面关注，最重要的是媒体推动网络事件进入政府的视野。

网络媒体与大众传媒共进推动事件进程成为很多网络参与案例的共性。

相对于网络媒体，大众传媒报道观点更为深入、信息也更为翔实，更利于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和认同。

因此，大众传媒的协同跟进是网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放大器。

4.民间组织

公民网络参与的兴盛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土壤，而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以活跃着大量的民间组织为前提和特征。

虽然我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发展尚不充分，规模和影响力有限，像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以独立性利益集团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并不多见，但是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国内国际民间组织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涉及环保、教育、弱势群体保护等公益性的领域，民间组织积极投身到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行动中来。

在微博打拐案例中，公益组织“壹基金”

较早地加入到支持打拐的行列中来，并承诺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在“华南虎”

事件中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对虎照发表声明，质疑其真实性。

虽然目前民间组织对于政策影响力尚不明显，但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社团组织肯定会在代表民意、影响政策上承载着更多的功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5.社会知名人士

公民网络参与事件经常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这类人士包括企业家、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等。

这类人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声誉，在互联网上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的身上还兼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这增加了其影响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热心于公共问题、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他们的普遍特点。

在微博打拐案例中，全国政协委员韩红、濮存昕积极参与微博打拐行动，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进行提案。

“钓鱼执法”

案例中，意见领袖韩寒通过个人博客将事件转发，吸引大量网民关注，促进了事件在网络的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