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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

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苏联政权的赞扬的遗篇。

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

他不一定坚信&ldo;英特那雄耐尔（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rdo;（《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

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

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

他与黄兴，即为一例，故他挽黄兴才会有&ldo;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rdo;的佳句。

你看，陈独秀爱逛窑子，李大钊乃模范丈夫，但两人政治取向一致且私交也很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公开反驳之，但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

像周作人那样为日本老婆而翻脸不认老兄的例子，也许绝无仅有吧！

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联人的撮合下，那时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

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宴。

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乡，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

席间，杨度无意间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

神情有些自得。

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说完之后，汪再三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ldo;三一八&rdo;惨案之后即躲在苏联人那里，惊闻此讯，迅疾托辞离席。

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

急匆匆打发走客人后，他一边前往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胡公鄂那里去报信，一边派大儿子杨公庶去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ldo;钊&rdo;的关系更密切。

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

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苏联使馆里。

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出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等多位&ldo;党人&rdo;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

从&ldo;庚子之变&rdo;（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

人们竟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ldo;党人&rdo;迅速离开使馆。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