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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

其实，这种划分也进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为几乎每一个文化转型期都会出现这几种人格类型。

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

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样。

正是这种不一样，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素质。

一般说来，在我们中国，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这种文化人格，以金戈铁马为背景，以政治名义为号召，以万民观瞻为前提，以惊险故事为外形，总是特别具有可讲述性和可鼓动性。

正因为这样，这种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众的口味所改造，而民众的口味又总是偏向于夸张化和漫画化的。

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三国人物，刘、关、张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道义色彩而接近于圣，曹操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邪恶成分而接近于魔，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夸张了其间的智谋成分而接近于仙（鲁迅说&ldo;近于妖&rdo;），然后变成一种易读易识的人格图谱，传之后世。

有趣的是，民众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当顽固。

这种乱世群雄的漫画化人格图谱会长久延续，即便在群雄退场之后，仍然对其他人格类型保持着强大的排他性。

中国每次社会转型，总是很难带动集体文化人格的相应推进，便与此有关。

中国民众最感到陌生的，是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晋名士对于三国群雄，是一种反叛性的脱离。

这种脱离，并不是敌对。

敌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大多发生在同一个&ldo;语法系统&rdo;之内，就像同一盘棋中的黑白两方。

魏晋名士则完全离开了棋盘，他们虽然离三国故事的时间很近，但对那里的血火情仇已经毫无兴趣。

开始，他们是迫于当时司马氏残酷的专制极权采取&ldo;佯谬&rdo;的方式来自保，但是这种&ldo;佯谬&rdo;一旦开始就进入了自己的逻辑。

不再去问社会功利，不再去问世俗目光，不再去问礼教规范，不再去问文坛褒贬。

如此几度不问，等于是几度隔离，他们在宁静和孤独中发现了独立精神活动的快感。

从此开始，他们在玄谈和奇行中，连向民众作解释的过程也舍弃了。

只求幽虚飘逸，不怕惊世骇俗，沉浮于一种自享自足的游戏状态。

这种思维方式，很像二十世纪德国布莱希特提倡的&ldo;间离效果&rdo;，或曰&ldo;陌生化效果&rdo;。

在布莱希特看来，人们对社会事态和世俗心态的过度关注，是深思的障碍，哲学的坟墓。

因此，必须追求故意的间离、阻断和陌生化。

我发觉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学术界，对于魏晋名士的评价也往往包含着很大的误解。

例如，肯定他们的，大多着眼于他们&ldo;对严酷社会环境的侧面反抗&rdo;。

其实，他们注重的是精神主体，对社会环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会用权谋思维来选择正面反抗还是侧面反抗。

否定他们的，总是说他们&ldo;清谈误国&rdo;。

其实，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标准永远不应该是实用主义，这些文人的谈论虽然无助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却把中国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云路。

一种大文化，不能永远匍匐在&ldo;立竿见影&rdo;的泥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