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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2页）

鲁迅看到近代以来，各国侵略者来华探险，意在掠夺资源，长叹不已。

&ldo;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也。

&rdo;这样的文字，在文中不断出现，使论文有诗的成分和政论的特点。

鲁迅此文不仅专业知识较为详备，尤其是内中所迸射出的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期待，对祖国贫弱的痛心，都甚为感人。

鲁迅从事自然科学伊始，就没有唯科学而科学，&ldo;立人&rdo;的意识，一直蕴含其中。

故读他早期文章，背后总有一种阔大的忧患感在流动。

这是危亡的民族有志向的子孙的悲慨的心灵自救。

所以那声音便异样的苍冷，读此类文章，我们除了肃然与敬慕外，已无话可说。

正是由于这一点，鲁迅那时选择医学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并不是偶然的吧?这里固然也有早年父亲的病所带来的一丝影响，但更主要的，欲以自然科学拯救民族，是不可忽略的原因。

爱国主义，在那一代人那里，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半点的伪情与私利。

中国早期启蒙者的磊落与崇高，是足以使后代人永远仿效的。

因此，当鲁迅只身一人，告别东京的弘文学院，来到仙台学医的时候，他内心的活动，想必是格外复杂吧。

那还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周围是陌生的世界，没有自己的同胞，没有乡音，也没有熟悉的语言。

这是生命新的开始，他眼中呈现的，或许是诸多的召唤。

一个弱国的青年，不畏困难地在异邦里奔走着，他心里要承受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他后来写文章回忆那时的生活，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这一点。

那时他是怀抱希望的，不像后来那么多黑暗的感觉。

他被一种确切的理性支使着，对未来也有着快慰的信心。

希望是附丽于行动中的，他便是一个行动中的先觉者。

此时，周作人还在国内，对长兄的情形了解甚少，但他从东洋的来信中，也依稀地感到了一点。

但那也只是零星的印象，要更切实地理解鲁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

周作人承认，他在日本的那几年，心情是颇为愉快的，远不像哥哥那样有什么挫折感。

这或许是彼此所处的环境略有差异，再者，敏感与否，也是个因素。

鲁迅是多疑的，认识他的人，也不回避这一点。

可我觉得，仅从气质上理解他，恐并不能说明原委。

坦率地讲，这是个价值承担问题。

鲁迅内心总承受着沉重的东西，又不耽于个人享受，读书也远离自娱者流，精神常常处于紧张状态，这自然不会像一些留学人员那样醉心于异域风情。

周作人大概属于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