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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我说：&ldo;我这边十万火急，请您尽快将核实的情况告诉我。

&rdo;

石总当时很慡气地说：&ldo;没问题。

&rdo;然后又客气地问了我家人的情况，就挂了电话。

在我被第一次起诉之后，我才知道所谓上交上级公司6万元管理费纯属误解，这笔钱另有用途，加上我补写支付凭条和谎称向姚丽借款这两件事，后来成为司法机关对我采取强制措施的&ldo;抓手&rdo;，无疑也是造成我的亲信部属对我怀疑，甚至背叛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想来，我自作聪明设计的对抗检察机关的串供做假行为，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姚丽等亲信部属对我贪污、受贿的怀疑。

以致后来检察院找姚丽谈话不到10分钟，她就将我指使她补写6万元支付凭条、做伪证向她借钱的串供行为和盘托出。

办案人员在得到姚丽这样的口供后，自然会对我产生贪污、受贿的强大心证。

后来钱文韬在检察官找其谈话时，凭义气为我刻意掩饰的伪证行为，直接导致他被检察机关当场刑事拘留。

可以说，我上面这些扎紧篱笆的行动最终害人害己，真是作茧自缚！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我定会不做这种无谓的多余动作。

只是我从公司小金库中取走的那6万元，由于当时受到上交&ldo;管理费&rdo;的记忆错误诱导，终究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

除非不做任何台面下的交易，否则企业设立小金库就难避免，而这本身就是每一个想做事的企业家的致命罩门，相信中国企业极少能够通过严格的司法审查。

当时，我绝对相信自己完全合法经营，没有想过自己真的会出事，只需要对一些很小的交际往来做一些补救措施，以免连累上级领导和公司重要客户。

我只是感到看来这回检察院不会象前两次公安局那样客气，可能大张旗鼓地进驻公司调查。

我始终担心的是，这样一来必定谣言四起，一是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二是影响唐总的形象。

这是我最大的担心，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真的有任何危险。

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有时我会偶尔想起，要是当初没有这两个找部下做伪证的错误，检察机关是否会因为康达股票违规的事对我动手？是否因此导致我的部下误认为我真有问题而配合办案机关对我乱咬一气？

2009年底，当我决定着手写这个长篇纪实时，就上面两个问题，请教了好几位过去熟悉的商界和司法界的朋友。

只有个别人认为，如果检察院没有我涉嫌贪污6万元这个&ldo;抓手&rdo;，应该不会轻易动我，毕竟对一个有影响的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需要一定证据；大部分人认为，有市委马书记那个严厉批示，有孙明海在背后活动，只要康达股票违规交易的事情一出来，即使没有6万元的事也会抓我，甚至一开始就从证据上把股票违规交易的事做死，那样才真正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他们说我应该感到庆幸，冥冥之中幸运之神保佑了我。

至于后来亲信部属的背叛，大家一致认为，公司一把手出了问题，当事人面对牢狱之灾这样的巨大威胁，推卸责任是人的本能，何况除了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刘心宇，其他人的确是糊里糊涂被卷进去的；而一旦我被抓，短时间内曹志雄或许会观望，时间一长他就断定我已完蛋，自己取而代之成为东南贸易集团的实际老板，其他人不听命于他则面临解聘的危险。

大家共同的结论是，即使没有我前面这两个自作聪明、作茧自缚的错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巨大的危险压力相互作用下，任何亲信部属的背叛都是必然的‐‐除非他们是圣人而不是凡夫俗子。

或许一些有良心的人，在真相大白之后，心中会略有内疚而已。

至于中国贸易集团分管财务的副总裁后来故意隐瞒真相，玩弄落井下石的政治权谋，则是中国官场司空见惯的事，只怪我当年政治经验不足，主动落入人家陷阱而已。

我相信朋友们这些分析意见，不是对我的心理治疗和空洞安慰。

因为在我与他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应该能看出我在一家大型外商独资企业中担任ceo五个年头，已经混得如鱼得水，谈起过去的事情就好象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对任何人只有心存感激而没有丝毫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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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回京汇报

第五章　四处求助

015、回京汇报

在我做了一番自查自纠、坚壁清野的工作后，2001年3月初的某一天，我怀着内疚的心情把近来检察院的动作，打电话向中国贸易集团唐总做了汇报和检讨，我特别提到可能有人借题发挥，给他和集团公司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唐总只冷冷地说了一句：&ldo;你回来一趟吧&rdo;，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乘当晚临江到北京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北京。

中国贸易集团分管财务和东南片区的副总裁石伟良亲自到首都国际机场来接我，一见面就热情地说：&ldo;明达，你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