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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4章（第1页）

最后戴鸿宾谈到&ldo;我与尚志同志斗争不够&rdo;的原因：

对祁致中事件发生时期，我那时期的立场有心坚决斗争，那一些下级党同志都是拥护赵尚志，不能拥护我的意见，我想如果要做坚强斗争，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我当时在这怕死条件之下，避免了斗争。

尚志同志对我怀着许多诚（成）见，主要的是在东（北）三、六军的纠纷问题和在一起被押交换意见当中对我抱着不满的情绪，我不能遭受致中同志的结果，是我过界后，在意见之下转移，不反对他任何主张。

另外我向他三次提意，我代（带）兵，愿做别种工作。

因为这些原因，对我的生存问题，才有了保障。

当然对这些问题，我极大的错误，我既然是革命者，就不应该怕死，眼看着别的同志被处死，维持我自己的生就不敢作斗争，这是革命者最大可耻的错误责任。

这一错误希望党给我批评，帮我改正。

关（于）我与尚志同志一年多经过事件就此结束。

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当戴鸿宾写这些&ldo;说明&rdo;文字时，赵尚志已经被&ldo;永远&rdo;开除党籍了。

六十多年后，有老人告诉笔者，有个老刘交通，五十来岁，中溜个，大圆脸，挺壮实，跑交通到我们那儿，说祁致中让赵尚志杀了。

我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呀？老刘交通说打乌拉嘎金矿前，赵尚志给了祁致中三个绝的（任务）。

一个是乌拉嘎有60多鬼子、150多警察，得全部打死；二个是不能开枪，全用刺刀挑死；三个是抓200个小背，每人背两袋面。

这三个任务怎么完成？结果跑了5个鬼子，就要杀人。

祁致中说我就一个要求，给我&ldo;两毛五&rdo;（1颗子弹的价钱），让我死得痛快点儿。

1938年2月15日，《王效明给二宇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独立师天元部下之韩团长投降该镇，现被缴械。

祁致中之事（祁过界被扣留），应速设适当办法，自彼去后，全部异常动摇，如无适当办法，将来恐成问题，祁某非完全了解之同志，应抚慰之而安其旧职。

按照支委会分析、讨论的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如果祁致中可能带领老部下逃跑，极大的可能性是回自己的老部队。

自11军没了军长，从下江到西荒，就是北满洲省委称为&ldo;下江的勇士&rdo;的1师代师长、师长李景荫在那儿撑着，而他还要强力支撑着自己那病病歪歪的身子。

许多事情祁致中能想象得到。

在异国被羁押和重获自由的整整一年半里，11军应该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祁致中不就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被处死的吗？

无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不能不把祁致中之死放到当时抗联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一个战士拿了老乡一双鞋被处死，那是执行纪律。

要回家的&ldo;背小树&rdo;，除夕篝火晚会上抱枪打盹的&ldo;背小树&rdo;，这是惩治叛徒。

准确地说是防止出叛徒的措施，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笔者早已提醒读者，不能用今人的目光看抗联，是因为采访中不断有老人这样提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