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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章（第2页）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

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

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

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ldo;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

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

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

‐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lso;人物&rso;。

&rdo;[1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5）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ldo;人物&rdo;，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ldo;连滚带爬&rdo;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

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ldo;人物&rdo;忘却。

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ldo;抢救&rdo;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

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ldo;驾上飞机&rdo;的妄语便不攻自破。

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ldo;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rdo;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

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

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ldo;外交部长&rdo;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ldo;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

&rdo;[16]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

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

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