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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2页）

中国没有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和次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但是，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又保持着高速、强劲、持续的增长。

亚太经合组织的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在其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ldo;部长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不论是就其现行经济活动，还是就其对本地区今后繁荣而言，均对亚太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经济体参加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合适的；部长们同意应继续与三方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三方和亚太经合组织现有成员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汉城会议上尽早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rdo;

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

随后，将担任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名称和地位问题。

亚太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同，其成员都称为经济体，是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开会时也不悬挂成员的国旗、国徽等标志，所以，香港和台湾可以作为经济体加入。

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加入。

为了在汉城会议前解决中国加入的问题，韩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

当时韩国虽与台湾保持着&ldo;外交关系&rdo;，但是它已经考虑到，在东亚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的前景下，与中国建交有利于韩国。

因此，利用东道主的便利条件，积极推动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以此带动与中国的交往，就成为韩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当时，韩国外交官员是不能来中国访问的，但我们破例，让韩国外交部次官补（即助理部长）李时荣，以当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京与我们商谈解决方案，并通过他，将情况通报给其他成员征询意见。

李时荣还多次往返台湾和香港，与他们周旋和磋商。

谈判的过程十分艰巨。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韩国方面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原则上有什么不同意见，而主要是台湾方面从中作梗。

台湾方面坚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享有&ldo;平等地位&rdo;。

在称谓上，坚持不同意使用我们最初提出的&ldo;中国台湾（taiwan，cha）&rdo;的名称；不愿接受其&ldo;外长&rdo;不得与会的安排，而且，还不愿就这些问题与我们直接商谈。

这就使谈判遇到了障碍，问题一时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