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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但到了下半年，一直居其后的《广州日报》对报纸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但完全改变了版式，更大大增加了新闻量。

加上该报上上下下加大发行的力度，报社领导还多次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着员工前往珠三角的几个重要城市进行上门向读者征求意见并征订报纸，很快就使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以致后来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都利用周末时间，派出各自的员工纷纷效仿。

我记得这年夏天，我也随着都市报的一些同行曾先后往深圳、珠海、顺德等地进行报纸的上门推销和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1997年12月，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极具市场眼光的《广州日报》出其不意地在这一日策划了日出百个大版的大动作，使当天发行的百多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

后来又连连加印多次，仍出现羊城市民排队购买报纸珍藏的镜头，从而也使该报的发行量超过了《羊城晚报》，成为广州地区报业界的龙头老大。

《广州日报》的这一重拳，使得整个羊城报业界受到极大的震憾。

当然其他报纸也不愿落后，总是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出招进行竞争。

当时，在羊城地区除了以上三家大报，还有各自又创办的新报，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在拥有《南方周末》、《花鸟世界报》、《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楼市》后，又不惜投资巨资将创办三年的《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大型日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除了收购《粤港信息报》，于1997年的4月1日创办了广州地区惟一的一份全彩色的都市报‐‐《新快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也推出了《信息日报》。

其他的还有《新闻人物报》、《广州青年报》和《广州法制报》等等。

正因为地方报纸众多，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除了只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的账外，对其他的报纸大都是不冷不热，以至其他报社的记者平时上门采访时都处一种难堪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那几家大报也就是党报的记者们出门采访时，有关单位一般都不敢小看，他们出门也很风光。

然而作为一份刚改版打入广州市场的新报，《南方都市报》在那时根本不被人看好，不但常受到同行间的挤兑和轻视，有关部门和一些读者也对此不屑一顾。

就是《南方日报》的有关记者，也常常是不屑与我们这&ldo;小报&rdo;记者为伍，因此，我们这些刚加盟到《南方都市报》的年轻记者的采访经常受到各种外力的阻挠，显得困难重重。

愤怒出诗人，激情出新闻。

没有激情是当不好记者的，也写不出好新闻。

我这个没有文凭的退伍军人、从建筑工地走出的民工，现在能进入省级都市报做政法记者，真有些天赐良缘的滋味，尽管当时正处于创业阶段的都市报各方面条件都不怎么样，自己的生活条件也极差，但我对生活充满了热情，特别是对记者这个职业更充满了热爱。

我的激情更源于一个历经坎坷的年轻人对火热生活的热爱，对美好明天的幸福憧憬，对自己青春梦想的小心呵护和祈盼。

进报社后，我被分到了政法组，成为一名政法记者。

由于我来得要晚一些，一些诸如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省市检察院、省市法院等线路都被人抢走。

后来，采访部总算从别人不想要、不愿跑的线路中，分给了我交警和消防两条线。

这两条线虽然也有不少新闻线索，但谁都知道，这两条线路是最劳累的，一有火灾、车祸，就得赶赴事发现场。

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大都骑着一辆自行车外出采访，经常被人拒之门外。

一些地方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通知你，全靠各线路的记者自己去想方设法去寻找新闻源。

西方新闻界有句谚语：一名记者几乎就等于自己的消息来源。

新闻线索获得的多与少，完全取决于记者本身。

而任何一篇报道的质量取决于消息来源质量。

在此情况下，我首先以电话四处寻找新闻线索。

因为电话是从事事实报道的一种基本工具。

对于记者而言，当然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以电话为主，经常上门与我所负责的有关线路的部门加强感情联系更是重要，我总是尽量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与此同时，我又独辟蹊径，不依靠主线路，不是坐着办公室等人家的新闻发布会，等人家写好了的通稿，而是自己积极四面出击，经常前往广州火车站、火车东站及附近的一些医院急诊室等经常出新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