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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儒家亦作了理智思考儒家思考天人关系时，常常使用&ot;天道&ot;、&ot;天命&ot;两个概念天道即天之道，从孔子开始即将天视为物质性的天，将天道视为自然的规律性《论语&iddot;阳货》载孔子将天描述为无言无为、四时运行、生成万物的实体;《礼记&iddot;哀公问》孔子解&ot;天道&ot;为永恒性（&ot;相从不已&ot;）、必然性（&ot;不闭其久&ot;）、自然性（&ot;无为而物成&ot;）和普遍性（&ot;已成而明&ot;）;孟子更明确地指出:&ot;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ot;（《万章上》）天道就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必然性和客观性荀子则充分发挥了天道自然说，在《天论篇》中高举起&ot;天行有常&ot;、&ot;制天命而用之&ot;的旗帜，表现了人类不仅要超脱自然的束缚，而且要利用自然规律以为我用的雄心!此后，将天道视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成了中国儒家认识宇宙的主流儒家认识了&ot;天道的客观性，并未得出天人无关、甚至天人对立的结论而是认为天和人是相关的、亲和的，这种亲和即体现在对&ot;天命&ot;的阐述上天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名词，儒家以前的&ot;天命&ot;一词，多表现为&ot;天之命令&ot;之意，故&ot;天命&ot;又作&ot;天令&ot;从孔子以后，儒家把天命解释为天道赋予人的某种禀赋:《大戴礼记》说:&ot;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ot;（《本命》）《礼记》说:&ot;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ot;（《中庸》）天命来源于天道而又作用于人;天命形成了人的个性就是&ot;性&ot;;而统率人性的无非天道天命是人文化了的天道，天命就是联系人性和天道的枢纽在儒家看来，人是天地的产儿，人性中存在天道（或称&ot;天理&ot;）人从自性中就可以窥见天理孟子说尽心知性以知天;《中庸》说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宋儒&ot;存天理&ot;，明儒&ot;致良知&ot;……都是从这一思路深化开来的知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实现人性的永恒价值孟子说尽心知性而知天，人性与天道一体，人可以&ot;上下与天地流通&ot;;陆九渊进而提炼为&ot;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ot;的命题‐‐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天人本是一体《中庸》甚至认为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ot;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ot;，&ot;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ot;人由知性到知天;由知天到与天一体;由天人一体进而实现协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同功齐能，这就是不朽于是人从一个渺小的生物，转化成了永恒的、伟大的精灵了尽心知性以知天，进而赞天地化育，这是&ot;天人合一&ot;的最高形式

儒家的天人观还有更实际的考虑，那就是天道对人的表率作用和人对天道的模拟孔子说:&ot;不知命无以为君子&ot;视&ot;天命&ot;为天道对人的某种启迪和暗示有时他认为天在暗示他去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复兴周礼;有时他又以天道之乾健为榜样，欲效法天道这种效法天道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时代得到极大的发挥，为人类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强不息地进取，提供了客观的精神依据，然其末流则陷入&ot;天人感应&ot;的机械天人论正如儒家人道贵和的观念一样，儒家对天道也赋予了和谐的色彩，人是宇宙一物，是天地之子，是万物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人性即是天理;人自知即可知天;天道就是人道的最高蓝本，天人一体，天人流通……天和人，压根儿就是用同一质料制成的不同形式的东西

从以上儒学关于人、社会、自然理论的浅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人生观、社会观、天人观，都是极积的，向上的就人生观看，儒家对己是极积完善，对人是热心成全和&ot;济利&ot;对社会，儒家是极积参与，热心治理，责任心极强对天道，儒家也是自觉体认，并热心&ot;赞化&ot;总之，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儒家都充满好心善意地去参与和成全，始终昂扬着极积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活力《易》曰:&ot;天地之大德日生&ot;;又曰:&ot;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ot;这种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德行，既是儒家的天道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是儒家自己为学为人风格的精辟概括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学，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已历二千余年，形成了内容比较全面的经典教才，构建了关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基本能适应古代社会造就人才、管理社会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需要又加之历代博学大儒相承研习，根据形势需要对儒学适时进行改造和补充，更使儒学获得了服务现实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孔子到现代新儒家，中国儒学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发展变化，不断地&ot;现代化&ot;，其间道路曲折，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优劣杂呈也许&ot;风疾马良，去道逾远&ot;，后代儒学常有与孔子学说大异其趣的现象但儒学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满足不同的时代需要，与历代大师因时而作的改造和补充是分不开的他们对真正的孔学研究也许平添了许多迷雾，但对儒学之昌盛、文化之繁荣，其功自不可没同时，经过改造了的儒学，历史上已对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从事中国儒学史研究，研读儒家原始经传，阐发原始孔学思想，无疑应是儒学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对于历代名儒如何继往圣，开来学，阐旧典，起新知，发展和丰富儒学理论，阐扬和光大儒家学说等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因此自古以来，历代正史都对名儒作了专门记载，这不仅是学术史研究的需要，其实也是诸如政治史等其他学科研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