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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第2页）

我还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也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

每逢使馆里到了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于连楼梯底下都有人愿意付租金。

辛亥。

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满族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客。

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下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

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

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

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馆。

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

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

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芳泽公使亲自去找了段执政，婉容和文绣才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来到了我的身边。

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住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

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

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

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

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

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做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陆军中将曲同丰，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再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口去，说北府现在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还说段和张都向他们做了保证。

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什么保证都靠不住。

我拒绝了他们。

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

我父亲一面劝我，又一面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里的弟妹们也都跑到西什库教堂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起来了。

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

），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

蒙古工公好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文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

王公大臣们的腰板也硬起来了，拒绝出席“清室善后委员会”

的会议。

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方面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方面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

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参加，并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

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从宫里弄出十几箱东西运到了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

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

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的有理，有骨气。

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