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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

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

他说，&ldo;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

&rdo;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极了，他是我公公理想的儿子。

（八）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

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

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

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

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

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

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ldo;大米要吗？&rdo;（读如：&ldo;杜米要口口伐？&rdo;）大米不嫌多。

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

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

我们的竹篾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

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

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

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

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

烧木柴得自制&ldo;行灶&rdo;，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

烧炭另有炭炉。

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

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

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决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

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

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

圆圆大为惊奇。

这么大的瓜！

又这么多！

从前家里买西瓜，每买必两担三担。

这种日子，圆圆没有见过。

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