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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2页）

定陵发掘完成后，地下宫殿开放，陈列一些出土器物，并不能满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反映陵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ldo;报告&rdo;就显得特别重要。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盼望、催促与责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遗憾的是，报告问世，已经30多年过去了。

对人类历史来说，30年不算个大数字，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之中又能有几个30年？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发掘报告的样书。

我久久地望着几十万文字、几百幅图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开版两大册，心潮起伏，又勾起许多往事。

编写的曲折过程不必再提，而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一些零星琐事，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排遣不开。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事业，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夏鼐为副所长），关心定陵发掘是必然的。

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iddot;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

他当即答应&ldo;这事我来办&rdo;。

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纸条：&ldo;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

郑&rdo;。

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

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ldo;定陵出土文物展览&rdo;。

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rdo;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

&rdo;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

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

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

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

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

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