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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划脚。

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

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

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

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餐馆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可以重开了。

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

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

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份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

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

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

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

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

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

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从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

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

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

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

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她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

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光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

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ldo;又严打了，又严打了&rdo;，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

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89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

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

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

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

他们大部份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

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

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坛、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