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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

说起来左一个&ldo;安内&rdo;，右一个&ldo;安内&rdo;，似乎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经受了这些严重的挫折，才使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ldo;剿&rdo;下去，红军消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ldo;中央&rdo;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师番号，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

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抚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

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

从另方面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红军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义务宣传者。

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

原来的仇视和疑惧心理逐渐消失，一种钦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的和平共处的景象。

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

&ldo;九&iddot;一八&rdo;事变后，他南下到了上海，当了进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编。

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

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的，后因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物被封，人也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竟被判了刑呢？原来，在他编的刊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

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况。

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ldo;侮辱天皇&rdo;，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

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

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狱服刑。

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

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

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