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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为所有的这些精美的寓意深刻的附加建筑所簇拥的是阿尔伯特之塑像。

塑造设计为阿尔伯特的坐姿，而这种坐姿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垂立两侧的大臣，而是一位尊贵的王者。

他的右手持一小册子，那是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各国展品的目录，塑像质地为青铜镀金，重约十码。

纪念堂建筑花了整整七年工夫，总耗资12万镑，为英国一处辉煌的人文景观。

第七章　　摇摇欲坠

一、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

1868‐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之为&ldo;骚乱不安&rdo;的五年。

这正是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执政的五年。

1868年11月的大选，59岁的自由党党魁格拉斯顿获取全面胜利，这本身就说明在英国自由运动的再一次高涨。

情况正是这样，在法国拿破仑的倒台和共和政体的建立之刺激下，整个欧洲自由运动突然变得比1848年以来更趋极端。

在英国，从来被认为是属于下层阶级的宪章运动已被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所热忱谈论。

早期宪章运动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繁荣而暂时陷入低潮，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说的&ldo;长期的繁荣已使工人丧失斗志，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劳动阶级。

&rdo;但是这种繁荣所掩盖下的不平等、不合理随着时日之推移逐渐地凸现出来。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宪章运动死灰复燃。

现在，甚至连国会议员、博学的教授以及那些贵妇人也都明目张胆地宣扬起最具颠覆性之论调来，共和的论调到处泛滥，万国博览会广场正如建立之初有人所担心的那样，果真成了政治集会之中心，在那里成天有人在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君主立宪制不断地遭受着诘难与质问。

维多利亚首当其冲。

一方面，她还无法从失去亲爱的伴侣的巨大悲痛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靶心。

特别是由于长期的隐居，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前女王与阿尔伯特双双为国家奔波之身影，人们不能理解更无法容忍她对社会的&ldo;远离&rdo;。

国家每年给皇家385万镑的花费，而维多利亚拿它做了些什么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本《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制了上百万册到处流传。

小册子称女王每年有6万镑的年俸供其私用；但她所得数额巨大的年金的其余部分，据条例所称乃供其&ldo;支付皇室的开销和维持国君的体面与威仪&rdo;。

如今显而易见，亲王逝世之后，这两方面的开支必定大为减少，因此很可能出现如下结果：即每年有一大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她用，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而这笔私产据估算在500万镑左右。

小册子的估算显然是过分夸大了，但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但人们却由此确信，维多利亚绝对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她不劳而获，作为一名超级富媪已是无法否认之事实。

据后来的统计，维多利亚去世前个人财富确有200万镑。

由此，进一步的指责接踵而来，有人公开宣称：&ldo;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

&rdo;那言下之意是什么？不是要废除国王吗？人们非但不能理解女王丧失亲人之后的深居简出并同她一起去缅怀那个伟大的亡灵，而反以此作为把柄来攻击诋毁她，这很使维多利亚恼火难堪。

她还从来没有这样被臣民们所责难过。

对比当初阿尔伯特在时所受到的尊重，真是心灰意冷透了。

维多利亚几乎举步维艰。

1871年，皇室向国会要求给予路易丝公主3万镑以做同亚吉尔公爵长子结婚的嫁妆以及年金6000镑，顿时舆论大哗，对皇室的攻击如同火上浇油。

女王不得已亲自主持国会，才使得皇室要求得以满足，但女王本人之形象却是一日不如一日了。

几个月之后，阿瑟王子成年，按理，国家要给他15万镑的年金，这一次引起的非议更加激烈，到处都是攻击君主制诽谤女王的愤怒言论。

激进的政治家们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施展自己的&ldo;才华&rdo;，查尔斯&iddot;狄尔克爵士在纽卡斯尔的集会上高声呼唤共和政体，而另一位风云人物布拉德劳斯面对特拉法加广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人群，把百姓们称做是&ldo;王侯的乞儿&rdo;，更具鼓动性，群众的激情如同点燃之干柴迅速在全国燎原泛滥……

这是维多利亚一生最为凄惨的时刻。

大臣们、报刊、民众合在一起激恼她、责备她、曲解她的所为，处处没有一点同情和尊敬，好像没有了阿尔伯特，她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不顺心，这个一向高傲的女人有时也真是有些消沉起来，她曾向那位为阿尔伯特作传的马丁先生袒露自己的哀伤，她声称自己是&ldo;一个惨遭误解的女人&rdo;、&ldo;十年来巨大的忧患和艰巨的工作，孤立无援之处境以及日益增加之年岁与日感不支的体力&rdo;，几乎将她压垮，好几次她默默地坐在阿尔伯特的写字台前，面对那盏浅绿色的台灯独自出神；难道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真的如同这陈旧的写字台与灰暗的灯光已黯然失色了吗？难道她真的将步法国拿破仑之后尘、永远脱下那威仪的皇冠皇服吗？

她真的有些动摇了。

二、面对废除鬻买衔位的正式备忘录，维多利亚手中的御笔悬在空中哆嗦良久……

作为自由党的代言人，格拉斯顿在1868年成为新首相之后加大了改革的力度，而这场必然触及君主利益和地位的改革风潮却更进一步把脆弱的维多利亚逼向难堪之境。